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宗教研究之深入，学术界对中国宗教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宗教研究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工作也愈发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审视包括儒、道、佛以及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宗教传统，探索认识和研究中国宗教传统的具体路径，并且回答社会各界提出的与信仰和宗教相关的问题，这些是中国宗教学者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在很大程度上，宗教及其社会科学研究学科都是“舶来品”。“宗教”的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对中国宗教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宗教多方面的研究与反思，在理论上逐步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首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的认为中国是非宗教国度的观点，已经受到学界多方的质疑和否定；其次，源于欧美宗教研究的概念与理论视角对中国宗教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扰，有碍于中国宗教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建构；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及信仰体系的价值逐渐受到关注，中国宗教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正在形成。当今的中国宗教研究，尽管已在不同学科展开，但还是难以摆脱以在西方形成的宗教理论和概念当作普适性的理论，对中国宗教现象进行教条性的、削足适履式的理解和分析；大量的研究局限于对中国社会和宗教的特定片段，缺乏将中国社会和宗教作为相对独立之整体的认识。我们需要通过建构“中国宗教概念”来探索“中国宗教观”，进而解释中国宗教现象和模式，需要一种扎根于本土的理论。

我们认为，对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需要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将对宗教的认识置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从中国社会历史本身来观察中国宗教现象，探究中国宗教的内在机制，建构本土的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理论，实现学术上的文化自觉。

一、反思社会学奠基者有关宗教的社会理论

社会学滥觞于现代资本主义业已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学传统不再从神学和哲学立场来探讨宗教本质，而是把特定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认识和研究。被奉为社会学开创者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论证宗教的社会性特质及其现代命运，其中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立论的主要背景是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对西方社会（包括基督宗教）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所涉诸多学术概念与命题，如人的异化、理性化、世俗化、社会分工、新教伦理等，至今仍然对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宗教的具体态度以及所阐发的理论上，这三位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

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将其社会关切寄望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超越。关于宗教，马克思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性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作者借助批评者之口提出“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宣称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定要促使宗教的灭亡。韦伯对世界宗教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将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也纳入世界宗教范畴中），借以探讨不同宗教的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来阐释资本主义理性化的产生，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韦伯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认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宗教功能会被各种世俗组织所取代，而科技理性则会踞于最高地位。相对来说，涂尔干个人与其时代的政治事务牵涉较少，其对宗教生活的研究侧重于对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集体性道德信仰的关注。涂尔干的学术关怀在于建构宗教的一般性理论，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指出宗教能够展示人性的一个基本和永久的面向，宗教是一个明显的集体性事物，通过信仰和仪式将人团结在道德社群内。

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是个不争的事实，而西方社会学奠基者们有关现代社会宗教问题的阐述及其理论观点，对中国学界研究宗教以及现代国家制定宗教法规的影响是另一个事实。现代社会科学对宗教的社会存在做了大量解构性的分析和解说，其中就包括韦伯的“世界驱除巫魅”的理论，以及马克思对基督宗教强烈批判性的观点。20世纪初期，许多有影响的中国学者出于让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迫切之心，追随西方学界现代化思潮的理性主义，有人否认中国有宗教，而反宗教、以理性的学术（包括美学）取代宗教也成为一时的潮流。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在现代社会命运的论证以及“宗教鸦片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宗教和现代中国人评判的理论基础。而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着亲和性的说法，不仅显示了一种理论的力量，还从反面说明东亚——尤其是中国——何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韦伯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洞见，特别是联系到资本主义产生之本原的问题，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马克思的学说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命题，深深地影响着广泛接受了社会进化观的中国学者及其对中国宗教研究的路径，在杨庆堃和余英时等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体现；其形成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人们认识宗教问题、制定宗教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们认为，对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需要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将对宗教的认识置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从中国社会历史本身来观察中国宗教现象，探究中国宗教的内在机制，建构本土的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理论，实现学术上的文化自觉。”

二、宗教的社会理论与中国宗教的自我存在

很显然，早期社会学家有关宗教的理论和命题，成为了主导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及社会变迁路径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在社会进化的思潮和世俗主义精神下，以“科学”来评判历史悠久的传统信仰，以社会进步观来衡量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宗教生活，从现代资本主义与宗教经济伦理之间关联性来认识宗教的社会存在。这种理论视角无形中将本土文化要素孤立起来，更脱离了中国宗教的具体社会情境，导致出现如下两种状况：一是对任何宗教都持以负面的态度。现代西方知识的“科学”取代了传统的儒学在知识系统的地位，遂使以迷信与宗教为“科学”天敌的启蒙运动话语深深地决定了一个时代思潮进步的坐标，而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则沦为新思潮批判的对象和社会运动摧毁的目标。二是认为基督宗教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是契合的。不仅普遍以西方基督宗教为参照对象对中国宗教进行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视角来认识判断中国不同宗教形态（乃至社会文化）是一时的学术风气。

一方面，“科学”的概念在中国的流行话语中已不仅仅是一种逻辑体系或研究方法，而是逐步演化成为与“正确”“真实”“公正”等并用的概念。由此开创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新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反映在对儒家传统和民间信仰的批判上，更反映在学术研究导向中，从而决定了不同类型宗教和信仰在中国存续的命运。另一方面，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在比较了世界性宗教经济伦理后，所指出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契合关系，深深地影响到学术界对中国宗教的解说。余英时毫不讳言，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所追问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对中国知识界形成了远超出一般学术理论视角和理论观点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讨论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时，对韦伯式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基督教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国家之间看似存在着的“亲和”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令不少学者对基督教有更多肯定，自觉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当成“普世性”宗教或宗教发展的最高形态。

然而，无论是启蒙主义思潮的“进步与科学观”下对宗教传统的批判与否定，还是在韦伯“宗教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命题基础上进行中国宗教的研究，不仅无意于揭示中国宗教的本质，而且还使中国宗教学术性研究陷入西方话语的窠臼，难以形成对中华宗教信仰系统性的解说与理论建构。也就是说，无论是以科学进步来否定（中华传统）宗教的态度，还是在韦伯式见解的基础上参照基督教来认识中国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均无益于对中国宗教做出整体上的认识与社会结构上的解说。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宗教的既有形态及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既不能用源于西方的启蒙主义话语简单地加以否定、判别，也不因其是否与资本主义之间有契合关系来决定的，故不需要只是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来解读。

三、调整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源于西方的社会理论在力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故有的学者以为其理论具有普世化的解释力。事实上，人类的宗教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依存于具体的群体和人文环境之中。文化传统不同，世界观也自然不同，其宗教现象自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注意到脱胎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的基督教痕迹，照搬套用在中国宗教研究时，也会因缺乏解释力出现误解的情况。我们不能将中华宗教传统孤立起来做理论探讨，要充分认识到以中国宗教信仰及实践为主体进行具体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孔汉思早年指出的，“中国宗教不是什么宗教通史里远东的异质的附录，不应像教科书中通常做的那样把它当作旁注或者事后想起的补充。”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中国宗教，把它作为和其他宗教有同等价值的第三个独立的宗教“河系”（river system）。我们需要将中国宗教置于自身社会文化历史中、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进行社会结构的剖析与认识。中国宗教的信仰系统与实践方式源于中华文明早期对诸种“终极问题”的回应，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其他宗教传统的比较和理论借鉴，只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宗教传统的参照。

在此我们提出，对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视角进行调整，暂且将现代化的话语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搁置；从宗教的社会发生与结构功能性作用的角度入手，借鉴涂尔干有关宗教的一般性理论定义：没有一个宗教是虚假的，来梳理中华宗教信仰的发展脉络。一切宗教都在其自己的方式上是真实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对人类生存环境做出反应。众所周知，涂尔干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及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是基于其时代已有的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文社科领域内部的重心转移，一代以人类学和社会学训练为背景的学者开始了大量的田野调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通行于乡土的仪式、寺庙宗祠、庙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进行了大量历史和民族志的研究，为以中国宗教作为单一实体的社会学研究及理论建构提供了可能。在此文中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建构是新时代文化自觉的组成部分，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文化上我们需要“自知之明”；认识中国宗教信仰实践与中华文明一体性的事实，以诠释清楚中华文明中自成一体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信仰体系。

（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所所长；陈纳，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