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市民阶级的兴起

中世纪晚期,城市逐渐兴起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市民阶级。事实上,当早期城市取得一定程度自治时,一种保卫城市和市民利益的所谓“市民精神”也开始形成。它幼年时代就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性。一个法国人早在1200年就称赞流行于意大利城市的市民精神:“市民能深思熟虑,对公共事务勤劳而又热心,他们拒绝屈从别人,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们的自由,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精心地构筑城市自治体系,是市民精神的充分展现。中世纪晚期新的市民阶级更加凸显了这种市民精神。市民阶级作为城市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在15、16世纪西欧进入全新阶段时逐渐形成的。城市中产阶级来源面广,包括:(1)处于上升阶段的独立手工工匠;(2)渗透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商人资本家;(3)因从事国际贸易而发迹的商人;(4)城市新的职业群体即律师、医生、公证人等;(5)从事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的精神劳动者。可以说,这个阶级就是那些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人和为这种经营服务的人。市民阶级的兴起,与城市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心相关。随着城市工商业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城市作为社会中心的功能逐渐扩大。城市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但丰富了本城居民的社会生活,也吸引着周围四乡的富裕农民。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将市民们的社会生活热情激励到了最大程度。这支由城市市民集结成的新社会力量,逐渐演变成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发声的第三等级,最后成长为能与封建势力抗衡的强大政治力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顿所言,城市虽然出现在封建社会内部,但最后却创造了一个与封建统治阶级完全对立的市民阶级,城市也最终变成了向封建主义进行挑战的场所。

市民阶级在冲击旧的社会秩序时必须拥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以及运用思想武器的战士。中世纪城市在孕育市民阶级、培育市民精神的同时,也加快了市民阶层的知识化过程,并培育了能进行思想战斗的知识阶层。正是中世纪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培育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事业。城市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和主要发生地,因为工商业活动加深了对人的能力和人的价值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世俗生活和今生幸福的理解。城市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大学的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高级化、专门化。大学学术的活跃,知识的创造,促进了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理性思想也通过大学平台而承继、交流和传播。中世纪大学的自治以及充分的学术权利,使欧洲很快形成了学术自由、不受政治动向干扰的氛围,形成了大学当为独立实体的传统,培育了一支有着独立思想的学者队伍。15世纪中期出现的印刷术,则“给人类的思想插上了翅膀,使之能传播得更远,传播层面更广,能不停顿地自我复制,从而大幅增加思想的力量”。其后半个世纪印刷的书籍,比以往几千年出书的总和还多。16世纪欧洲出书的总量达到1.5亿册。书在学者和渴望知识的市民之间架起了桥梁,思想家和学者通过书籍引领市民进入新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新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将市民阶级武装起来。于是,欧洲不仅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欧洲,而且成为有思想的欧洲。

5. 现代国家的雏形

中世纪城市孕育了近代国家形态和政治机构形式,可称“是欧洲第一批世俗的国家”。虽然近代民族国家并非中世纪城市的直接后裔,但后者为近代国家形式的培育提供了一块试验田。

一方面,城市为欧洲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而助力。其一,近代民族国家是中世纪自治城市这种政治主体的性质的放大版。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都是君主国家,是君主一人的国家。而从15、16世纪起,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国家已不再是哪一个人的国家,而是全体成员的国家。这一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拷贝。因为中世纪自治城市作为共同体即是属于所有成员的,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发展到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这样一种城市国家的程度,更显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这就是,国家不再是哪一个人的国家,而是全体成员的国家,因此全体成员都关切国家的命运,全体成员都介入国家事务。国家事务“是全体人民所勤奋研究的问题”;而且人民还要求政治不断出新,由此“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其二,城市的市民意识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的形成。早期城市的市民把自己眼光囿于本城市内,具有“本城是每个市民的集合体,自己是城市这个政治体和经济体一员”的意识,即市民意识。作为市民,他会借助城市共同体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他也会努力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利益、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欧洲封建国家的臣民不具有国民意识,他们不认为国家与他个人有关。15、16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同时,催生着国民意识清晰化,而市民意识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国民意识的先导;或者说,新形成的国民意识实际上是以往城市共同体市民意识的扩大和升华。二者有几条相同的本质性原则:作为国民,他是国家的主人;他会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努力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他也努力维护这个国家的利益、维系这个国家的存在。

城市国家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方式提供了样板。其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城市的市政会可以看成近代国家代议制机构的雏形,或可看作是近代政治“代议制”的最早形态。近代国家代议制的产生,如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城市议会制的一种效仿,或者说是城市代议制的推广或提升。其二,意大利城市国家预行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手段,即国家内部治理和对外政策精心结合。内部稳定团结是基础,外交政策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手段。在这里,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在外交问题上也有周密而冷静的考虑,如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其三,意大利城市国家提供了近代国家机构及相互制约的模板。城市共和国里立法、行政机构分立,各司其职,但又互相牵制。如威尼斯,有元老院及常设十人委员会,有大议会,有总督等。其四,现代国家官僚政治制度(bureaucracy)也在意大利城市中发轫。各机构的常任公职人员,其就职有任命、推荐和考试选拔等多种方式。由常设和常任官吏履行行政职能,是近代国家组织与中世纪相比的一个极大进步。当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时,以往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但更先迈出这一步的,是意大利城市国家。总之,中世纪城市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