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

以2020年3月24日欧盟对外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公开提出“话语权之战”以及警惕“慈善政治”为标志，欧盟对中国疫情外交认知发生显著转变，日益从竞争与对抗的视角出发，地缘政治解读成为主导，在多个层面表现出对中国的战略疑虑。

欧盟质疑中国将疫情“战略化”，意在实现与美竞争、分化欧美并谋求新的全球影响力的目标。在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缺失引发焦虑、大西洋关系承受新的打击的背景下，欧盟担心中国利用危机打造自身在全球危机中的领导角色。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智库发表评论称，“中国向欧洲提供医疗人员和设备援助应对疫情，不仅仅是团结的行为，还是地缘政治实践。中国对西方的援助表明其试图利用美国留下的力量真空，发挥上升的霸权角色。”德国外长马斯针对特朗普冻结WHO资金发出警告，暗示中国作为非民主力量会趁机扩大影响。

欧洲疫情发生后，虽然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东欧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受到所在国的欢迎，但在欧盟范围内被高度政治化，认为中国利用其成员国之间的嫌隙隔阂，实现自身的目标。欧盟在接受中国援助时，应警惕被“专制国家”的宣传所利用，损害内部凝聚力。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意大利外长迪玛约公开批评欧盟缺乏团结后，欧盟范围内批评中国利用疫情开展针对性援助分化欧洲的声音不绝于耳。2020年3月28日，马克龙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质疑意大利媒体过度宣传中俄援助，而忽视法德展现出的团结，表示不能让国际伙伴和竞争对手毒化欧洲团结。

进行虚假宣传是欧盟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最新指责。欧盟认为中国利用公共卫生危机实现地缘政治利益，挑战欧盟的信誉。欧盟多次在有关虚假信息的内部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在欧洲散播虚假信息的主要行为体。2020年4月1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报告，批评中国夸大对欧洲援助、散播疫情起源的虚假消息，宣扬中国的制度优越论。近期，欧盟在《应对与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中点名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在欧洲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战，意在争取影响力，损害欧盟的民主辩论，加剧社会极化，提升自身形象。

担心中国在欧洲进行战略性收购。近年来，欧盟一直对欧债危机期间中国在中东欧和南欧国家港口、电力等部门的投资耿耿于怀，认为中国利用危机加强了在欧洲战略行业的存在。因此，疫情发生后，欧盟委员会立即发布保护战略行业的指导纲要，警示成员国保护战略资产。2020年4月16日，欧盟贸易部长在视频会议后发表声明，提醒欧洲战略性企业警惕被掠夺性并购。尽管声明没有提及潜在的威胁，但参会者此后明确表示中国是主要的关切所在。针对欧盟委员会计划设立基金收购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债券，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主席韦伯直言需要防范中国：“随着中国成为欧洲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代表一种专制的社会模式，保护欧盟企业免受中国投资者收购非常重要。”

（三）欧美矛盾继续推动欧盟寻求对华政策独立性

面对共同的新冠病毒威胁，“美国优先”原则让欧美关系再受伤害。疫情在欧洲暴发后，美国不仅单边对欧施行旅行禁令，还指责欧洲应对疫情不力，让病毒蔓延至美国，提出要收购德国的疫苗企业，专供美国市场。更有甚者，美国在承诺共同稳定全球经济的同时，对欧祭出关税大棒，如期宣布上调因空客补贴案对欧盟相关产品的关税，无视欧盟寻求通过“迷你”贸易协议化解贸易冲突的努力。疫情期间，美国还宣布了一系列单边行动，包括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开放天空条约》，制裁国际刑事法庭，减少在德驻军，引发了欧盟的严重关切和不满。

新冠疫情下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让欧盟再次强调欧洲方式，即必须以欧盟所想所需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外界的压力或期待。欧洲的方式是与意愿相投的国家保持多边体系的开放。针对美国以邻为壑的单边政策和行动，欧盟领导人罕见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强调新冠病毒是全球性危机，需要合作而不是单边行为。在美国宣布停止注资WHO后，欧洲多国承诺增加支持。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和攻击力度。尽管疫情下欧盟也加大了对华战略疑虑，但仍强调与中国合作的机遇和必要性，不认为中国是威胁。冯德莱恩在中欧领导人视频会晤后表示：“新冠和大量的双边和多边挑战，无论是贸易、气候变化、多边挑战和维护多边主义，都表明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在中美围绕新冠问题的冲突以及其他涉华问题上，欧盟虽强调与美国协调的重要性，但在政策层面有意与美国保持距离。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欧盟拒绝美国“污名化”的做法，坚持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病毒的命名，在所谓“向中国追责问题”上，欧盟也没有盲目跟随美国。尽管欧盟也强调产业链安全和自主，但并不赞成美国的“硬脱钩”政策，认为美国此举不仅分裂欧美，也可能导致新冷战，而新冷战对于今天的世界并不可行。

结语

欧盟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其国际身份定位，其拥有的力量以及发挥力量的方式，对于当今国际体系和秩序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美国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多边主义失势的威胁，欧盟欲在主权欧洲理念下，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在经济领域，欧盟希望将其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工具化，寻求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实现对等互惠，同时希望利用其市场规模，推进欧盟的标准、价值和准则。但是，欧盟作为开放的经济行为体，面临在“保护”和“保护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如果欧盟以维护经济主权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不仅有损其软实力，也会最终影响其现实利益。欧盟寻求对美“战略自主”，希望建构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成为平衡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但是，无论是独立防务力量建设，还是欧元国际地位提升，欧盟都有太长的路要走，如何在双边力量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真正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同样面临挑战。在多边主义问题上，欧盟希望构建灵活的意愿联盟，维护多边机构的权威，在美国仍是全球最主要力量的背景下，同样困难重重。但是，无论如何，欧盟作为一支特殊的力量，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在中美博弈中寻找第三条道路，对于日益不确定的世界都是积极的信息，能为世界的稳定做出贡献。

如果说欧盟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可低估，那么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中欧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选择合作、竞争还是对抗，对国际社会的未来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当前中欧关系仍处于漫长的转型期，双方没有根本的地缘政治冲突，经济深度依赖，在一系列多边主义议题和应对共同挑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双边关系经过历史的积淀和磨合，也具有足够的韧性。尽管如此，由于制度和文化上的非对称性，在主权欧洲诉求下，欧盟一方面强调维持与中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从竞争和冲突的视角看待双边的经济合作与制度差异，导致对华战略疑虑上升，意识形态成为制约双边扩大合作的要素。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中欧需要智慧和能力超越双边关系中的非对称性，抛弃零和思维，建设四大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