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规模基础上衍生的规则力量，正成为欧盟硬实力诉求的主要依托。在其处于领先地位的领域，欧盟强势利用规则谋求竞争优势，在其滞后的方面则利用规则弥补实力短板。冯德莱恩在其施政纲要中指出，“贸易不是目标，是实现欧盟繁荣和对外输出价值观的手段。我将确保所有的贸易协定包含可持续发展章节和最高的气候、环境、劳动保护标准。”欧盟最新产业战略也提出，将利用市场力量，推动新兴产业标准的制定，避免在与中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纷纷启动数据税，以及为了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而讨论实施碳关税，都反映出欧盟利用其规范性力量和市场规模，强势为全球相关产业制定标准所作出的努力。当前，欧盟针对美国数据企业巨头采取的一系列反垄断举措，已彰显出其市场规模的杠杆效应。

（三）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寻求独立性

长期以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北约框架下的美欧安全同盟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塑造了欧美特殊伙伴关系。美国是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战略依赖力量，跨大西洋关系一直是欧盟对外政策的支柱。但是，美欧关系的结构性疏离以及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引发欧美在诸多领域的冲突，双方矛盾升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共同维护多边机制方面，美国不断退群，已走到欧洲的对立面。在涉及欧洲安全的重大议题上，美国不但无视欧洲核心关切，而且利用次级制裁胁迫欧洲，并在军费分担问题上屡屡施压。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同样对欧发动关税战，甚至将其定位为“敌人”，双方围绕钢铝关税、数字税以及航空企业补贴等问题冲突不断。因此，可以说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催生主权欧洲理念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欧盟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共同维护协议的有效性。美国撕毁伊核协议，欧盟则一直努力维护协议的完整，并出台一系列措施应对美国的二级制裁。面对美国施压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欧盟公开表示不必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而应该实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自主。针对欧美关系的变化，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在美国跨越红线时，欧洲应该成为一支抗衡的力量(counterweight)。”“在维护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需要约束美国。”马克龙在2020年慕安会上更明确传递了欧洲寻求对美独立的信号。他认为欧洲需要自己的方式，不能总是通过美国，因为双方拥有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社会政策和不同的理念。欧洲需要的是自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

（四）更为灵活、务实的多边主义

多边体系符合欧盟的国际身份定位，一直是欧盟推进利益和价值的重要渠道。欧盟还可以通过多边机构的重要平台和手段，放大其规范性影响，实现主权欧洲目标。面对美国削弱多边机构的单边主义挑战，欧盟表示要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维护秩序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因此，欧盟强调追求主权欧洲目标，并不意味着走向孤立，走向多边主义的对立面。

面对多边主义的重重危机，欧盟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致力于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领导者。2019年6月，欧盟外长理事会专门就欧盟如何采取行动维护多边主义做出决议。决议表示：“利用欧盟的规范能力、自主性和影响力，追求创新议程展现领导力。强化欧盟既有的伙伴关系网络，并将其扩大至新伙伴关系，最大化合作方法以应对共同挑战。利用欧盟市场的力量以及援助等对接双边和多边外交行动。”

自美国退出一系列多边机制以来，欧盟正努力通过灵活构建联盟、创新多边议程、积极推动改革、更好利用政策工具并积极对接欧盟双边和多边外交行动，灵活、务实地维护多边主义。欧洲国家已连续发起多个多边主义倡议，法国的巴黎和平论坛以及法德共同发起的多边主义联盟，都旨在最大限度地构建伙伴网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法德倡导的多边主义联盟，作为非正式的、灵活的合作网络，已吸引50多个国家参与，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有意弥补一些国家对多边机制参与不足的问题，维护根本标准以推动国际机制的改革和现代化。法德作为倡导者，虽然表示联盟是开放的，但其主要合作伙伴是中等大国，凸显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欧洲作为一极的影响力。

三、“主权欧洲”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中美关系紧张加剧是欧盟主权欧洲诉求的重要外部因素。对此，有观点表示，“中国是欧洲追求战略自主和实现主权欧洲的催化剂”。的确，欧盟在主权欧洲理念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变革、贸易救济工具升级、投资审查框架的快速立法、产业政策以及欧盟范围内5G政策的协调，中国因素都显著有迹可循。当前，中欧关系仍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欧盟在主权欧洲诉求下，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中欧关系表现出显著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在双方战略合作需求增加的同时，战略互信面临挑战;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合作潜力增加，但矛盾和摩擦又显著上升;在“制度性对手”定位下，意识形态问题也再次凸显。

（一）将中国定义为“战略性对手”

以2006年欧盟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为标志，中欧关系进入漫长的调适和转型期，其间，欧盟不断调整对华战略定位。虽然从总体上看，欧盟对华战略定位日益强调彼此的竞争面，也曾针对中国在非洲的积极政策提出“模式之争”，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合作有战略疑虑，但整体对华仍保持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2016年，欧盟再度出台对华政策文件，强调中欧在多边、对外政策领域合作，并明确欧盟是中国“改革的伙伴”，仍强调以建设性议程(positive agenda)的伙伴关系管理彼此分歧，整体基调是合作。

但是，在追求欧洲主权的背景下，欧盟日益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中欧关系，中国日益被视为竞争和挑战。2018年6月，欧盟委员会官方智库报告称，“从长远看，中国是欧盟的主要挑战”。2019年3月，欧盟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指出，中国给欧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间的平衡已发生改变。欧盟需要更现实、更强硬和更多面的对华政策方法，并对中国进行多维定位，除了是合作和谈判伙伴外，还是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提出以十大行动实现中欧关系再平衡。对此，马克龙表示：“最终在中国这般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实现了维护欧洲主权的目标。”此后，在主权欧洲的讨论中，无论是经济主权，还是技术主权，中国因素都日益成为欧洲维护主权的重要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