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同期国际社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识别共建“一带一路”的地理额外性，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盟地区。其一，在2005—2018年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持续增长。2005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仅占全球的1.13%，对东盟投资仅占全球的0.37%；尽管就绝对值而言，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在2016年和2018年、对东盟的投资在2013年和2015年明显下降，但其全球占比却在持续上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尤其如此。到2018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的全球占比达到创纪录的18.7%，对东盟的投资也达到9.2%。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也在快速增长，但表现远不如上述两个地区（见图2）。其二，从相对增速角度看，中国在2012—2014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相比呈下降态势，但2015年以后逐渐领先，尽管差距并不是太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平均为全球增速的50%左右，但具体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则约为1倍，在东盟地区增速略低，但也快于整体平均水平。

从领域额外性看，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鉴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取，这里主要观察两组数据。其一，中国作为主要倡导方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新开发银行”）的投资实践。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新开发银行，都旨在动员资源以支持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形成互补。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以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为代表的“硬”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迄今为止的项目中所占的比重在95%以上，而世界银行下属两大机构国际发展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分别为27%和37%，在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中，美洲发展银行也仅为31%，亚洲开发银行相对较高为66%，最高的伊斯兰发展银行为74%。其二，中国对东盟各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实践。东盟数据显示，在2012—2018年间，除中国和日本对东盟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之外，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均出现大幅波动，美国在2018年对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暴跌近300%、法国也在2018年下跌3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在2016年后有较大幅度增长并保持相对稳定，这很大程度上与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地区的落实有关，进而印证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投资额外性。

第二，投资催化剂原则即涌入商业投资者特别是当地投资者中聚集的领域从而提升资本利益效率，有时也可能是通过其投资吸引其他投资者加入，从而发挥一种杠杆作用。 

仍以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为例加以说明。自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创设以来，其孵化器功能日渐明显。一方面，尽管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路径并不相同，但二者迄今为止的投资项目动员了大量的额外资金。亚投行是从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开始的，因此其投资资金与动员资金的比重呈上升态势。2016年，亚投行的投资额相当于贷款方和其他伙伴方的出资额的22.5%，2017年迅速上升至43.3%，2018年为69.6%，2019年达到103.9%，首次超过其所动员的资金。而新开发银行的路径则完全相反，投资额占贷款方和其他伙伴方的出资额比重2016年为150.4%，2017年为160.7%，2018年降至23.7%，2019年回升到89.5%。另一方面，尽管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总投入并不多，但却激发了全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兴趣，其具体体现是美国2018年10月通过的所谓《建造法案》（BUILD Act）和日本与印度共同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