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观也要求战略对接的协同性，即实现纵向对接、横向对接及二者间的相互配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对接”是纵向对接的典型，即“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别战略的垂直对接；而横向对接则可理解为“一带一路”五通领域与相应的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别的领域性战略的平行对接。战略对接的协同性事实上要求纵向对接和横向对接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协调配合。

（二）共同发展

共向发展是在全球大变局下的一种基础性努力，主要致力于避免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贸易战等不良影响。相比之下，共同发展是共生发展内部的更高追求，同时追求中国与共建国及非共建国的发展。

一方面，实现中国与共建国的共同发展的核心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理念的国际实践。

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不让任何人掉队”，其最直接的体现是目标1，即到2030年“在全球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虽然详列了7个具体目标和12个衡量指标，但2030年议程对“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具体实现路径并未进行深入讨论，而将这一任务留给了各个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国中有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其减贫任务相当艰巨。例如，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以1.9美元/天的标准衡量，马拉维的贫困发生率高达29.4%，安哥拉为21.5%，卢旺达为20.2%、坦桑尼亚为12.5%，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含高收入国家）为16.2%；尽管东南亚地区远较撒哈拉以南非洲发达，但其贫困发生率仍达7%。因此，要实现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或“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宏伟目标，有效的发展理念不可或缺。

对中国而言，尽管目前尚未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不仅为中国自身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也具有明显的国际可推广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一理念在新时期的国内延伸和国际推广相互结合的典型。就国内而言，“一带一路”倡议解决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构筑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推进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为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契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国内相对后富的地区开辟新的国土空间，并形成国内的东部—中部—西部联动发展和跨国界的中国与共建国的联动发展。就国际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计划，事实上是先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计划，使“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沿线区域得到发展，然后再以这些沿线区域的发展向外辐射带动更多地区发展，最终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换句话说，共建“一带一路”事实上是通过点、线、面结合，由点到线及面的方法提高发展辐射效应，从最初的点尤其是境外工业园区、港口等，到交通运输线如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大马铁路等，再到沿交通线打造发展走廊或经济带。这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理念的有益尝试，并可为“不让任何人掉队”目标的实现作出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观还应有助于利益攸关方的发展，“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参与合作”“努力建设包容多元、普遍受益的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共建国与利益攸关方之间实现积极的共生发展。

客观衡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其他利益攸关方发展的影响，可比较中国、利益攸关方与共建国在同一领域是否实现了共向发展。例如，东盟一些国家往往被认为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采取骑墙主义，或者说是“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政策。那么，是否共建“一带一路”会对东盟与美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产生消极影响？

这里仅以共建“一带一路”的贸易效应为例加以考虑。根据东盟自身的数据，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的对外贸易存在明显的共向发展和共生发展效应。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从2013年的25331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8253亿美元，增长了11.5%，年均增长接近2%。同期，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2013年的351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4838亿美元，增长了36.6%，年均增长6%以上（见表1）。同时，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增长，并未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的重要经贸伙伴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