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偏离型路径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2009年3月23日，在G20伦敦峰会前夕，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应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充分考虑发挥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其中，作为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的人民币加入SDR就自然成为改革目标。

为将这个改革方案转化成现实，中国随后利用G20和IMF的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经济外交活动。2011年，法国担任G20的轮值主席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中国积极与法国合作，于2011年3月在南京联合举办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提出了“影子SDR”的概念，并建议对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加入SDR进行模拟测算，为扩大SDR货币篮子做了铺垫。最终，在2011年11月的G20戛纳峰会上，中国推动G20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应不断调整SDR货币篮子的组成，以反映各国货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2015年3月，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访华，中国正式向IMF表达了人民币申请加入SDR的决心和立场。随后，IMF成立了SDR货币篮子审查工作组，与中国人民银行(下文简称人民银行)之间建立了高规格､小范围的月度技术会谈机制。截至2015年10月，双方经过九轮磋商和谈判，最终为人民币加入SDR扫清了障碍。其中，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元首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达成共识，美国承诺支持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这解决了最大的政治难题。2015年11月30日，IMF执行董事会讨论并全票通过了SDR审查报告，认定人民币已经满足了“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谈判过程中，对SDR“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解释元素，包括可自由使用货币不等于可自由兑换货币，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衡量指标体系需要增加贸易结算的新指标，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衡量数据需要增加增量数据等。因此，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本质上采用的是一种对既有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偏离型改革路径。为什么中国会选择偏离型而非其他类型的制度改革路径?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霸权国否决能力和国际制度弹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度敏感并拥有强大的制度否决能力，这体现为美元在国际交易支付和主要外汇市场交易中占据着突出的垄断地位。人民币与美元差距巨大，这使得中国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的制度改革路径。

在国际交易支付中，一般用“在官方外币资产中的占比”“在国际银行负债中的占比”和“在国际债务证券中的占比”等指标来衡量一国货币满足各国国际收支需要的程度。从在官方外币资产占比来看，2014年，美元为63.7%，人民币为1.1%;从在国际银行负债中的占比来看，2014年第四季度，美元为52.1%，人民币为1.9%;从在国际债务证券中的占比来看，2015年第一季度，美元为43.1%，人民币为0.6%。

在主要外汇市场交易中，一般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货币构成”来衡量一国货币在主要外汇市场交易中的活跃程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一次的中央银行调查，2013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货币构成中占比为43.5%，人民币占比为1.1%。虽然相比2010年，人民币占比已经从0.4%上升至1.1%，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仍然与美元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简言之，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占据着比较明显的垄断地位。人民币的使用虽然在国际交易支付和外汇市场交易中呈现上升趋势，但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要想打破国际市场对美元的路径依赖和使用惯性，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短期内人民币不具备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行替代或者转换的物质实力。因此，中国的改革路径也就只能在叠加型或者偏离型中加以选择。究竟如何选择?这就与相关制度的制度弹性有关。

(三)SDR的制度弹性

在制度弹性方面，以SDR货币篮子为代表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虽然强调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但是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在定义和解释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就为中国采取偏离型改革路径创造了条件。

从2015年2月到2015年11月，IMF与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展开了九轮谈判，谈判的核心是人民币是否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在与中国的谈判中，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弹性充分显现，在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衡量标准､衡量指标和衡量数据三个方面均展现出了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在衡量标准上，中国强调可自由使用不等于可自由兑换，且可自由兑换本身也存在较大的模糊性。2015年2月，IMF指出，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虽然不是人民币加入SDR的必要条件，但可自由使用货币客观上对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有一定要求。针对这种观点，人民银行提出，虽然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存在一定关联，但中国提出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而是在充分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基础上的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另外，周小川还指出，从可自由兑换的概念本身来看，IMF并没有给出可自由兑换的严格定义，也没有规定一套一旦接受后就可以宣布本国货币为可自由兑换的条款。IMF对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所划分的7大类40项，也只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对照清单，每个项目的重要程度有大有小，对照清单并未对它们的重要性加以区分，只能看成是一套模糊的标准。就中国而言，中国已经有35项满足标准，因此，中国距离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并不遥远。

第二，在衡量指标上，中国推动SDR增加了贸易结算的新指标，有利于更全面地评估各领域人民币国际化的状况。与其他主要储备货币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独特性:人民币国际化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中国经常项目的开放程度要大于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这一特征意味着人民币在贸易和服务领域的使用较多。之前衡量货币可自由使用的指标重点关注货币在金融交易上的使用情况，忽视了货币在贸易结算上的作用，并不能准确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

对此，人民银行在谈判中反复交涉，提出要增加新的指标，以反映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多元路径的客观现实。最终，IMF同意增加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和“在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两项新指标，以更好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情况。曾参与谈判的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指出，“IMF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特殊情况，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走的比较快，更多的体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而IMF原有的指标不足以反映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程度，所以增加了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的指标，这反映了国际同行对我们的高度配合和大力支持”。

第三，在衡量数据上，中国推动IMF和BIS对人民币进行了特别数据调查，并增加了对增量数据的考察，这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态变化。人民币国际化是近年才开始迅猛发展的，而传统的SDR审查标准主要考察的是存量数据，更多体现了一国货币使用的惯性，因此会低估货币动态调整的程度。因此，人民银行提出:一方面，包括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在内的一些数据库没有包含人民币数据;另一方面，上一轮BIS关于外汇交易的三年期调查是2013年，下一轮调查为2016年，期间不能及时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情况。此外，对于新增加的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指标，也需要补充相关数据。

在此背景下，IMF和BIS分别同意对人民币开展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特别调查和国际银行业负债特别调查，主要国家的央行均参加了此次调查，有效弥补了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数据缺口。与此同时，IMF在对国际债务证券指标的评估过程中，除了考察存量数据，还增加了对增量数据的评估。相比存量数据，增量数据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民币的变化情况和趋势。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指出，IMF､BIS与人民银行一起，有效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缺口，从而为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总体上，SDR制度具有较高弹性，尊重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多元路径，这为中国提出关于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新解释元素奠定了基础。

(四)小结

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美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仍占据着垄断地位，人民币无论是在国际交易支付还是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与美元差距巨大，这导致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不具备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路径的实力。在国际制度弹性方面，以SDR为代表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具备较高弹性，能够广泛适用于各国货币国际化的不同情况，而非仅仅适用于美元的特殊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选择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并对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的制度规则提出了新的解释元素，也就是采取了偏离型国际制度改革路径。这与前文关于“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强､既有国际制度弹性高时，崛起国更可能选择偏离型改革路径”的理论假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