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意义上说,国际化加强了地方与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那么我们如何在国际体系-国家-地方三个层面上认识地方全球联系的政治含义呢?

第一，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假设国际化会使地方从全球联系中产生更高的收益预期,那么地方追逐利益的动机会促使其扮演经济国际主义的角色,成为进一步国际化的支持者。或者说,国际化的吸引力使地方成为中国开放的重要内部政治经济驱动力之一。

第二，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利益联系会对中央政府产生压力,以促使中央政府采取更多降低地方国际化交易成本的措施,也即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在过去30年中,虽然我们不能断定中国经济自由指数的扩大是因为得力于国际化,或者说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是得益于经济自由的释放,不论这样的因果争论是否有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经济自由指数的扩大的确有利于降低国际化交易的成本。

第三，由此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国际化考验着传统的央地关系模式。假设国际体系处于和平状态的时间越长,那么地方对中央政府提供的国防安全需求将越来越降低,并且进一步假设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国性公共产品能力减弱而地方提供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能力增强的话,其结果势必导致地方在与中央的谈判过程中地位上升的可能,并促使更进一步对地方分权的必要。这样看来,央地分权的“底线”就不是财政汲取能力高低问题,而是在全球-国家-地方层次的变化中寻求权责平衡的问题。

第四，对于国家的对外行为而言,地方国际化及其全球联系的增强,间接地将地方推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沿地带。正统的外交定义赋予中央政府(主权国家的代理者)对于外交的绝对控制权,但是,随着地方在全球联系中地位的上升,从国家大外交角度看,地方在国家外交中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可能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这可能是后主权时代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 

五、地方国际化程度、差异及其一般结果

尽管中央-地方制度和政策的变化将地方的经济自主性调动起来,地方拥有从事经济活动的强烈动机,但是,政策的差异性安排导致了地方国际化程度存在很大的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央地财政制度安排产生的地方横向分割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又给中央宏观调控(包括对外政策的内部协调)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正视这两种后果。

地方国际化程度的差异和地方横向分割与国家层面更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加深了;另一方面,国内不同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却截然有别,更有甚者,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整合在加强,而中国内部地方之间已有的经济分割却并没有随之而减少。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政策差异与中央-地方财政制度安排的不同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新成员,中国需要接受已有的大部分国际制度,并以这些制度来调整甚至规定国内政策选择。过去30年中国内部发生的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外贸经营权的下放、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以及金融管制的放松等现象,是与国际制度的内化调整效应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