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策为地方通过全球联系实现地方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替代选择,这一点在封闭体系中是不可能的。而在开放的大背景下,财政包干制与分税制以不同的激励方式刺激地方扩大其全球联系,在前种制度下,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可以保证地方截留更多的财政收入;在后种制度下,地方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被迫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 

四、地方国际化的表现及一般结果

国际体系、开放政策取向以及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的制度性安排等因素推动了1978年以来中国地方的国际化趋势。用委托-代理理论可以更为清楚地说明地方国际化的动力。

第一,在全球-中央-地方的三层关系中,中央政府是权威的垄断者、立法的制定者以及政策的解释者,中央政府可以借助政策或制度安排,激励地方的经济活力,进而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化的税收,巩固自己的执政能力。

第二,地方政府扮演代理者的角色,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来自中央的分权加上经济增长因素在官员升迁考核中的重要地位,地方政府拥有强烈的动机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尽管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在有的情况下可能与中央的口径和步调不一致,甚至出现后面所说的“背叛”。

第三,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一般规律显示,国际体系动荡的可能性越大,国内行政权力就越可能趋向高度集中,反之,当国内领导集体对国际体系潜在稳定性的预期越强时,其就越可能采取向地方分权的政策。相应地,也越可能向上委托权力,采取多边决策的方式解决区域或者全球公共问题。另外,国际体系的稳定促进了对外贸易与自由投资,从而增加了政府(特别是转型国家)采取亲市场政策的可能。

因此,分权化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性的开放政策为地方提供了极大的税收激励,尤其是沿海省份,在开放进程中率先享受参与国际体系规则所带来的好处以及贸易与投资拉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整个中国以及中国的地方而言,30年的开放带来的一般化结果表现在国内经济自由的扩大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上,当然,对于不同地方而言,市场化程度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由于开放政策的不均衡性,加上中国地方在经济禀赋上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中国各个地方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也不同。赵伟等人根据商品、资金、人员、技术等有形物质与信息、文化、观念等无形要素在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之间、该区域与国外的流动与互动,更为详细地测量了中国地方国际化程度(见表1)。 

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就整个国家而言，国际化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中出现的最重要现象之一;主要是因为开放战略的缘故,中国不同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在最近几年出现缩小的趋势;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化进程也构成了中国地方与全球联系的重要纽带,加强了地方对全球体系的依赖;地方并不是中国国际化的发起者,但是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国际化———却是中国国际化的试验地;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似乎能够恰当地掌握国际化进程的节奏,尤其是通过前面阐述的制度调整与政策变化,促使地方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