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友: 美国国债突破22万亿美元,又一头威胁世界经济的“灰犀牛”?
2019年02月16日  |  来源:文汇网  |  阅读量:2931

当地时间2月11日,美国国债规模超过22万亿美元,这一数值不仅突破了又一个万亿美元的心理关口,而且刷新了美国国债规模的历史纪录。 

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债单边大幅攀升的历史起点。金融危机一方面恶化了美国经济及税收,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又不得不紧急拨出超过万亿美元的巨资,救助各类企业并刺激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在美国政府收入相对减少和开支骤然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国债规模不断扩大。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不到两年时间,就增加了2万亿美元,直至当前逾22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果说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债规模的大幅增加主要是金融危机导致的,那么特朗普两年内国债的增加则是减税导致。2017年底的减税法案,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只能更多依靠发债来维持预算。 
  

美国国债规模大于GDP,问题严重吗? 

单纯讨论美国国债规模如此之大,并不足以反映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如果美国经济增速和税收增速足以负担国债规模的增加,国债就不是大问题。但是,与美国国债绝对规模同时出现的,还有国债占GDP的比重也在显著上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国债占其GDP的比重很长时间内低于60%。即便在危机期间,这一比值也只约为62%。最近10余年,美国国债占其GDP比重急剧上升,自从2015年第4季度以来,国债规模便一直超过其GDP。换言之,美国国债和GDP的比值已经稳定地超过100%,目前约为105%,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纵观全球经济史,如果一国国债与GDP的比值大于100%,金融风险和危机更容易发生。 

不过,有人认为美国国债大于GDP并非多么严重,因为仔细考察国债的构成,不难发现“美国人买美国债”占大多数,由外国投资者购买的美国国债只有30%左右。而且,在美国国债持有者中,还有美国政府机构自己持有的国债,这类规模大概在5.8万亿美元,占当前国债总规模的比重约为26%。在美国各类政府机构投资者中,最重要的投资者是美国社保基金,购买了约2.8万亿美元的国债。据此,美国政府并不用十分担心国债的本息偿付问题。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种分析尽管有一定意义,但本质上是掩耳盗铃。一是不管国债持有者为谁,是美国自身还是外国投资者,是美国民众还是政府机构,它总归是联邦政府的债务,是债总归是要还的;二是分析美国政府机构所持的国债规模,其在国债中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相比10年前,由公众(包括美国公众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债规模占全部国债的比重提升了10个百分点,而由美国政府机构持有的国债规模减少了10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发展,由非政府机构持有的债务将会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更容易受到市场收益率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债务上限可能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有一个战场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国债正不断面临两大紧迫的现实威胁。一是政治领域的债务上限争议。根据美国法律,联邦政府发债要在国会批准的债务上限内进行。22万亿美元已经逼近上次国会同意的债务上限。在数月之内,美国政府很可能要求国会再次提高债务上限。然而,在当前共和、民主两党府会分治极化的大格局以及围绕美墨边境建墙的大冲突下,围绕债务上限问题势必会进行更加激烈的政治博弈,从而给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增加不确定性。这是政治因素对于债务问题的影响。 

二是联邦政府支付国债利息的负面影响。据统计,上一个财年的联邦政府开支中,大约有3000亿美元用于偿付利息,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7.4%左右。随着国债规模不断增加,国债的利息支出将越来越成为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大内容。 

利息总额不仅显著增加,而且占政府预算和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据估计,到2030年,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开支将占到美国GDP的3%,,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数值会攀升至7%左右。可以预计,如果国债按照最近10年的增速扩大,美国政府用于利息支出的开支,在未来将会超过社保支出,成为联邦政府的第一大开支项目。即使不考虑未来的利息支出,只考虑到美国现在仍处于加息周期当中,可以想见,伴随着基础利率的提高,3年及3年期以下期限的国债利率也不断上升,对美国政府的现实财政负担也越来越大。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各种夺人眼球的热点问题不断,以至于美国国债不断增加这一事件反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美国国债近年来大幅上升,就是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一头体形硕大的“灰犀牛”。它一直存在且影响巨大,但由于人们对其过于熟悉,反而有可能忽略其破坏性。 

对于很多人而言,美国国债规模扩大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要美国国家信用还在,只要美国仍是全球第一,美国发债、各方买债的游戏就一直会持续下去。美国不会赖债,也不会违约,对美国而言,只需借钱还旧债甚至只是偿还利息就可以。但是,“灰犀牛”就在这里,无论是否装着闭上眼睛。(本文得到复旦大学中美互信计划支持)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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