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后疫情时代非洲发展前景展望
2021年01月20日  |  来源:中国投资参考  |  阅读量:2774

导读:展望今后10年,中非产能合作有很大提升空间,但需要更多制度建设和市场整合来支撑

●非洲经济发展现状

●国际环境新变化

●主动作为实现共同发展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发展前景经常在极度悲观和过分乐观之间摇摆。事实上,非洲是由50多个差异明显的国家形成的复杂混合体,发展现状有喜有忧,未来10年的前景也充满了变数。

非洲经济发展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运动以来,大部分非洲国家就一直都有工业化的梦想,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战略,但这些工业化探索在20世纪鲜有成功。非洲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例反而从20世纪70年代的3%下降到2015年的1.5%。21世纪以来,许多非洲国家开始了工业化的再次尝试。非盟也先后出台《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宣言》《2063年愿景》等重要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工业化、经济融合和一体化推动经济发展。2016年,非洲发展银行制定了为期10年的“非洲工业化战略2016-2025”,决定投入350亿美元以支持六大产业计划。联合国大会也宣布2016-2025为非洲的第三个工业发展十年(IDDA III)。麦肯锡公司甚至预测,非洲将成为“世界的下一个制造业中心”。

在过去15年期间,非洲经济平均增速达到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地区,仅次于亚洲。但是,非洲所期待的工业化转型却并没有到来。近9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仍是资源依赖性的经济结构。它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而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却始终停留在10%左右。经济结构的单一且脆弱是困扰大多数非洲国家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非洲的工业化发展也有亮点。传统上最落后的东非地区是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近10年的经济平均增速近6%,远超过非洲国家的平均增速,且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都在制造业发展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而具有资源和地理位置双重优势的南部非洲,原本是非洲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但对资源出口的过度依赖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近年来成为了非洲增长最慢的地区。

新冠疫情使非洲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调。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非洲经济下降3%,是25年来的首次衰退。人均GDP将倒退到2013年的水平。2021年预计将有所回升,增长3.1%,但仍将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更严重的是,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增2600万贫困人口。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也在大幅减少,使一些严重依赖援助的国家的局面更加困难。可谓辛辛苦苦2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国际环境新变化

大危机往往也孕育着机会。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环境的三个大变化。

第一是仍在继续蔓延的新冠疫情。非洲经济的确遭受了重创,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非洲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由于非洲人口结构年轻、人均寿命较短,新冠肺炎死亡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对于非洲薄弱的医疗系统来说,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疫情冲击下,非洲的能源资源出口下降严重,而对制造业的冲击则相对较小。2020年,非洲制造业产量预计下降2.8%。而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量下降幅度将达到8.7%。非洲的制造业可能比初级产品生产更快复苏。这意味着,疫情可能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是全球化趋势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慢。但是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没有削弱,反而是随着更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形成变得更常态化。

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狭窄。出口高度依赖非洲大陆以外的国际市场,区域内贸易仅占总贸易的15%左右。而经济最具活力的亚洲国家则有60%的贸易量是在区域内完成的。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非洲国家的出口产品大都以农产品和能源资源为主,出口附加值小,同邻国产品的同质性高。其次,非洲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普遍较弱,难以形成区域内的生产分工网络。第三,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较差,国家间贸易壁垒多,导致区域内的贸易成本高。

2021年,非洲市场终于迎来了迈向一体化的重要机会。1月1日,因疫情推迟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正式启动了。根据协定,非洲国家之间90%的关税应该在5-10年的时间里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也会大幅减少。这个覆盖了最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帮助非洲形成统一大市场、实现繁荣与和平吗?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如果AfCFTA到2035年能完全实施,可以为非洲经济带来4500亿美元的额外增长,相当于非洲经济的7%。同时也可以让3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当然,这些潜在的红利仍是停留在纸面上。事实上,非洲并不缺自由贸易协定。非洲大陆曾经有30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平均每个国家参加了4个贸易协定,但经济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AfCFTA在形式上整合了8个区域经济共同体,但要实质上形成非洲统一大市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是工业化的转型。非洲国家对工业化的重视很大原因是因为可以创造大量就业,而且非洲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技术进步,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只是表现为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过程,也可能是连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价值链流动过程。在工业化逐渐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因为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可能让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制造业可能因此回流发达国家。然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趋势并未普遍发生。 

工业化的转型对非洲国家来说喜忧参半。一方面,非洲目前有13亿人口,不到亚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非洲人口年轻化,年均增长率高达2.7%。到2035年,非洲人口总数将达到18亿,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占到世界一半以上。如果工业化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将成为非洲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给非洲提供了跨越式发展制造业的可能性。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发展制造业的门槛很高,而发展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的基础则较容易达到。尽管非洲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很小,但增长潜力巨大,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业。

主动作为实现共同发展

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融资来源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80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合作的重要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非洲是“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而倡议中的愿景和合作领域,也同非洲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合作重点高度契合。

中非经贸关系已经从传统的政府援助模式为主转向了投资、贸易、产业相结合的市场化模式,但中非经贸关系仍表现出很强的政府主导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中非关系的核心仍是政治关系,中非政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经贸关系。虽然中非合作论坛也将地方政府纳入了中国对非合作的总体框架,但与中央积极的对非政策相比,地方政府更多是执行中央的政策安排,真正利用非洲的机遇、加强与非洲联系的主动性并不高。另一方面,尽管在非的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庞大,但国有企业仍是对非经贸活动的主力。中非合作中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将有利于提高在非中国企业的自主性和风险意识。

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和非洲工业化总体上呈现出互补关系。中国的进口需求扩大了非洲的生产出口能力,而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则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帮助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将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会对价值链的上下游国家都可能产生正向的传导效应。大部分非洲国家同中国在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将更可能获得产能合作的红利。当然,由于非洲国家之间禀赋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中国的发展合作关系也会呈现出较大差异。中国对某些发展水平相近的非洲国家可能造成了竞争压力,削弱了他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展望今后10年,中非产能合作有很大提升空间,但需要更多制度建设和市场整合来支撑。境外合作区是中非产能合作的主要平台。东非地区作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点地区,对非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性和外溢性效果。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产业园区合作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产业园区是中国产能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也是非洲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但是,同中国的周边国家相比,深化中非经贸合作面临更多现实障碍,需要更规范的环境来降低合作风险。中国和毛里求斯等国新近签订的贸易协定在规范建设上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AfCFTA的建立也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一个统一的非洲大市场不仅能提升非洲国家的福祉,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发展其全球化战略。

(郑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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