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9年，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态势似乎都在加速重构，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稳定和总体外交布局产生着影响。

西南方向，印度8月初单方面改变印控克什米尔的现状，导致印巴关系陷入近年低点。巴基斯坦一开始采取了克制的应对方式，但由于印度拒绝任何谈判，巴基斯坦下一步的回应显然将更加强硬，甚至不排除未来发生小规模冲突。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一方面是印度的做法已伤害到中国的主权利益，另一方面印巴争议本身也需要有国家站出来主持公道。因此，中国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巴之间围绕克什米尔所产生的争议召开会议。虽然只是个闭门会议，但已经引起印度的不满，为此印度寻找借口拖延中印两国互访和沟通机制的如约举行。

东北方向，一直以来朝鲜半岛核问题都是热点。不过，自韩国的文在寅上台以来，日本和韩国的双边矛盾却在不断累积和升级，以至于双方也爆发了激烈的贸易战，日本的战略意图显然是借着其所认定的国际大势对韩国科技进行打击。韩国做出的回应是停止与日本的情报共享机制，并启动把日本从贸易“白名单”上移除的程序。对美国来说，韩国和日本两个盟友在其亚洲战略中的重要性就如同“左膀右臂”，但事发以来美国不温不火的调解看似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8月22日中日韩三国外长齐聚北京，中方试图发挥一些调和作用，但双方积怨也非一次调停就能缓和。在中美贸易战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经济地区化将可能是未来形势变化的重要特点，中日韩作为亚洲三大经济体，能否建立自贸区，其战略重要性在凸显。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导致中日韩合作停滞多年后，2018年中日关系的改善为三边合作重入正轨提供了契机，只是日韩矛盾的激化可能又一次迟滞合作的启动。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美国对蒙古的战略重视又再加强。继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罕见地访问了蒙古国。

东南方向，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仍然影响着中国同部分邻国的关系。越南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导条约》在8月2日被美国正式废除，实际上可能开启了“潘多拉魔盒”，打破亚洲的某种军事平衡，推动亚洲重新进入军备竞赛。美国将在亚洲部署过去被禁止的射程500～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美国废除《中导条约》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的先进导弹绝大多数是中程的。特朗普政府2018年春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显露出对《中导条约》不包括中国的“深切忧虑”。美国意识到自己如继续受《中导条约》约束，将在与中国的军力竞争中出现巨大漏洞。部分是受到美国怂恿和蛊惑，台湾的蔡英文当局在促“独”拒统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岛内政治也已全面进入“竞选”状态。而香港近期的动乱显现了“颜色革命”的套路。

西北方向总体还算稳定，但中亚各国内政变量也在积累。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国的接触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一旦美国自阿撤军的计划正式实施，阿富汗乃至整个地区的局势都将发生重要变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战略竞争的本质都是权力，但对国家权力的担忧常常需要通过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办法来让敌意合法化。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峙正在重新加剧，这在冷战后的地区局势中还是很罕见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面临重要挑战和机遇。根本性的挑战是，亚洲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或多或少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多人相信，苏联解体主要终结了欧洲的冷战格局，但在亚洲却没有，一旦战略环境发生变化，旧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影响会立刻重新突出起来。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正部分失效，传统上的美菲、美泰同盟正在弱化，美韩同盟的离心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中国可能是机遇。但美国也在加紧重组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重新活跃意味着其可能是新联盟体系的主要架构，美国也很想使越南、蒙古国成为其战略抓手。

需要看到，中国的崛起和重返亚洲中心，以及中美关系迈入战略竞争时代，才是亚洲最核心的变化，是牵动中国周边各方朝不同方向调整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承受、应对周边各种变化的同时，也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动态势，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塑造周边的变化，这恐怕才是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最大的机遇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