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传统帝国包含大清帝国普遍反对现代化？为何工商阶层角色更重要的国家支持持续的现代化？为何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上半叶停滞了现代化进程？
当举国上下在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大业之际，作为有理论抱负的社会科学界政治学研究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包刚升教授，希望能对冠以“某国现代化”现象给予跨国比较的新视角，以此理解不同国家现代化的不同路径，既解释静态，即类型学的差异，又解释动态，即不同类型的切换。
5月1日，在智库、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策划组织的“现代化公开课”五讲中的首讲中，包刚升分享了他的“精英-制度主义”框架，在中国知识各界及海外重又燃起现代化研究的热潮中，显示了政治学人在中国自主知识构建上的主动，也为系列课程定下相当的理论高度。他试图解释，现代化和制度模式相互塑造的良性化是最终完成现代化的关键，而精英决策尤为重要。
现代化研究的可能的新视角：精英-制度主义框架
“所有成功的现代化并非通则，而是特例。”包刚升在分享中先后澄清了几个原则，这是第一个，他认为，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大约不超过20%。“没有成为现代化国家是常态，大概率事件。”与之对应的第二个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没有哪一项研究可以覆盖所有的重要变量和所有重要的案例。“无论国内外，无论何个时代的理论，都是从特定视角、特定变量出发。”
梳理整个现代化理论发展，包刚升认同，大体是起源于美国或西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美欧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的关注，大约经历了二十至三十年的发展，又出现了对这些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包刚升以三个百年维度来检视，英国基本完成工业化的1823年，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的1923年，和当下的2023年，“研究现代化的标准不是不变的”。
因此，他的比较现代化研究问题意识是，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如何破解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识”，他以“精英-制度主义”逻辑展开分析框架：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该国统治精英是否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与政策，而这一点，又取决于现代化及其结果是否符合统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诉求，一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则构成了统治精英的初始约束条件。
现代化如何影响政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一般而言，现代化和普通大众的权利与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现代化程度提高和推动普通大众权利与利益水平的，因此，绝大部分普通民众会拥抱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对于统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的影响颇为复杂，包刚升认为，不仅关系到他们获得的权力与利益的总量，而且关系到他们获得的权力与利益的比例或份额。形象来说，是蛋糕做大和能否切到更大蛋糕。
从面临的约束条件来看，他们更关心三件事，一是政治生存，借罗伯特·达尔的说法，需要在压制成本和包容成本间寻求平衡，压制成本过高，精英会率先担忧自己的可统治性。二是统治中是否获取足够的利益数量和份额。三是国际压力。在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来的政治压力也会传导到国内政治中，从而影响统治精英的选择，比如，军事、技术竞争压力很大，统治精英不得不和财富精英合作，共同推动现代化来抵御国与国的竞争带来的压力。
于是，包刚升推导出现代化与统治精英的四种可能关系，一是因现代化而获益，他们就会倾向支持这种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二是因现代化受损，他们就会倾向于抵制现代化制度和政策。三是先有利后不利，四是先不利后有利。期间，统治精英的态度都会出现反复。
除了制度背景和利益约束条件，统治精英的认知也起着决定作用，由此会出现四种选择。进取策略对应的是既提高现代化程度，也强化统治；包容策略对应的是更多追求现代化程度提高，而接受自己的统治力量的相对弱化，为以后各种转型创造了新的机会与可能；掠夺策略对应的是社会财富并未增加，但统治者又谋求自己在其中的更多利益，即现代化程度下降，统治强化。溃败策略对应的更多是一种结果性描述，现代化程度在降低，统治体系也在不断地溃败。
相比于普通大众，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往往更具有支配性的力量。统治精英一般分为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包刚升举出两种。如果彼此不存在正式约束，权力精英会支配财富精英；如果存在正式约束，两者之间会是相互制衡关系。
而权力精英内又分为垄断型和共治型，前者代表控制方式更加权威化，共治型更讲究以参与竞争和民主的办法控制权力；财富精英也有分类，食利型和生产型。前者的财富和利益更多是来自于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和分配，比如土地或矿产；后者是通过生产制造技术来获得利润。这样，就可以建立四种组合，这四组组合产生了不同的现代化过程中路径。“联合国193个国家中的大部分现代化案例可以在此框架下得到类型学的梳理和理论上的解释。”包刚升提示。
*食利型权威模式：刚果（金）和传统帝国
垄断型的统治精英和食利型的财富精英的组合，就是食利型权威模式。代表性的国家有传统的帝国，比如1840年前中国的大清帝国就是此类型，奥斯曼帝国在倒台前也属于此类；也包括由掠夺型非洲政治人物蒙博托统治的刚果（金）（当时叫扎伊尔）、靠资源的石油国家。这种模式的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以不成功居多。“但这是一个大的类型。”从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史数据库里也能得到佐证，比如，从1950年代到2018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国家，人均GDP从500美元到1000美元再到1500美元，此后就没有再上升。
为何传统帝国都普遍反对现代化呢？原因是随着现代化过程，统治精英的相对权力和利益会受损，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抵制现代化的制度与政策，所以，最多就是像清王朝那样采取洋务运动等技术革新。
*发展型权威模式：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
倘若财富精英是生产型的，与垄断型统治精英结合，就形成了发展型权威模式。其经济起飞基本不受影响，典型的就是李光耀执政的新加坡，还有朴正熙的韩国、弗朗哥的西班牙等。从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史数据库的曲线来看，这些国家在自己高成长期的经济增幅都非常高。
在这里，包刚升特别指出，垄断型统治精英如果没有资源，又面临国际压力，他们更倾向于和生产型财富精英结合，就会走向发展型权威模式，朴正熙当年面临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压力，李光耀最初也遭遇新加坡怎样在东南亚立足的问题，他们都转型到了发展型权威模式，“但如果拥有石油和贵金属，就容易被锁定在食利型权威模式中。”
这种理论框架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现代化轨道的切换，即动态理解一些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变迁。比如，发展型权威模式还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如果偏向保守化，就会回到食利型权威模式，如果再进步，就可以变成后面的第四种，即发展型共治模式。
*食利型共治模式：1850-1950年的阿根廷
共治型统治精英与食利型财富精英的组合，就会形成食利型共治模式。包刚升以阿根廷为例，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实现了第一波经济起飞，精英们普遍参与政治，拥有投票权和控制地方势力，同时普遍来自种植式大庄园主阶层。“那时阿根廷最大的庄园面积高达几千平方公里，但在政治上是共治的。”令人咋舌的是，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的人均GDP甚至一度要高于意大利，而且要高出一倍之多。
“因为当时财富基本上是以种植业和矿业为主，出口原料和农产品，所以财富精英无法从食利型转变为生产型。到了20世纪，整个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发展受到限制后，就不能再实现很好的经济增长，拉丁美洲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与此不无关系。能否最终走出来，还要拭目以待。”包刚升的理论框架得到了现实经验的有利支撑。
进一步说，食利型共治模式有两种变迁的可能性，一种是向食利型权威模式转型，因为如果加强共治，普通人投票权加强了，他们便会要求颠覆食利型财富精英，以分享他们手中的土地资源，此时，统治精英可能和食利型财富精英联手，以军事政变等方式，使国家倒向食利型权威模式。但另一种变迁的可能是，如果这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平民和大众力量足够强，就会转向下面所介绍的发展型共治模式。
*发展型共治模式：1787年后美国与1945年后日本
如果财富精英换作生产型，与共治型统治精英相组合，就是发展型共治模式。1688年后的英国，1787年后的美国，1945年后的日本，都是这种类型。这些国家也有经济危机，也会出现经济衰退，但长期发展中维持了经济增长。
在这里，包刚升也解释了为何工商阶层角色更重要的国家会支持持续的现代化。因为生产型的财富精英，在相当程度上能在共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通大众参与政治的力量和意愿也在提高。
虽有“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的说法，但循着层层推导和诠释，近2000人次的直播听众还是被理论的穿透力所诱惑，一同展开了智力和思考之旅。包刚升强调的理论前提是，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要跟现代化建设相容，这样才能充分实现现代化。“而统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与特定制度模式之间是相互塑造的。”那么，这种相互塑造的良性化，则是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命题的不可或缺因素了。
与谈人天津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刘训练教授高度肯定了包刚升一如既往的清醒、清晰后，提出忽略了观念的要素，这使得这场首讲又多了质疑中提升的可能，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命题，不仅是实践的进行时，在理论上，更需要交叉思维的碰撞与比较互鉴的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