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40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会更加确认2020—2022年是进入21 世纪尤其 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对国际系统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年。 我们无法确定地知道 未来，但又不得不对未来大势进行一定的预估。 在此，笔者也只能斗胆抛砖引玉。
一 未来10年的全球政治经济态势
全球政治态势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中美“脱钩”风险的三重冲击，国际系统 在未来10年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这一动荡期将会至少持续5—10年， 之后还需要5—10年使国际系统重新回归稳定。
国际系统内部整体力量的分配格局在未来10年不会有太大变化。 美国将保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地位。 作为一个地区，欧洲的核心经济地位也不会有太大动摇，不过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了较为直接和广泛的冲击，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也将给欧洲带来不小的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其对中亚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也有所下滑。 俄罗斯仍是中国的重要伙伴，但中俄战略协作将面临新的环境和挑战。
整个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安排也面临多重冲击。 而重要国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 的核心基础理念和制度都缺乏基本共识，整体秩序支撑的不确定性加剧，导致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变得脆弱。
乌克兰危机对核心地带（欧洲）以及涉及该地区的重要外交关系（如跨大西洋关 系和欧俄关系）冲击巨大，尘埃落定至少需要5年。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则可能会维持1年甚至更久。
全球经济态势同样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中美“脱钩”风险的三重冲击。 未 来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相当负面，作为核心增长极之一的欧洲可能面临更多 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恢复态势势必会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美国经济也同样面临陷 入经济衰退的一定风险。
不过，除乌克兰危机升级的不确定性外，应该不会爆发其他全球性战争，整个国际系统中的战争风险也不会进一步上升。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呈下降趋势。
二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中国的目标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命题时，正是美苏冷战对立最为激烈的时候。 可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命题的核心目标是为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个有关国际政治的前瞻性判断，和平与发展确实也是广大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期望。 因此，当前中国仍然在推动和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美国几乎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受益者，或至少说是最大受益者。 对美国来说，只要战争是别人在别人的土地上打的，都是对其有利的。 但战争显然不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要真正推进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一道行动， 约束美国的战争机器。
在地区层面，中国最关键的协作对象可能是欧洲，首先是西欧发达国家，其次是中东欧国家。 就乌克兰危机的停战斡旋和战后谈判发挥关键作用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契机，如果能够联合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在乌克兰危机停战斡旋和战后谈判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中国就可以获得重要的“社会资本”，化危为机，赢得欧洲的尊重并推动 中欧关系特别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回稳。 只要欧洲能够继续和中国形成越来越紧 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加入美国的“对华遏制联合阵线”，中国的回旋余地就会更大。
对中国来说，东亚的重要性至少排在第二位，甚至与欧洲同等重要。 只要东亚地区能够继续和中国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加入美国的“对华遏制联 合阵线”，中国就能保护好自己的外交基本盘。 就整个东亚来说，中国应该继续推进 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在东北亚，中国需要稳定中日和中韩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稳定。 在东南亚，中国应该继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寻求互利共赢。
深化和其他地区特别是拉美、中东和非洲的经济相互依赖，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其中中东局势相对更加复杂，应更加慎重地予以研判。
在具体应对策略上，可以从五方面着力。
第一，坚决避免“战略透支”。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绝对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甚至进行适当的战略收缩，特别是避免过度卷入那些前景非常不明朗甚至危险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事务。
第二，必须切实继续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抵御美国遏制中国的最有效策略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对内和对外都适用。 中国内部不仅需要改革，也需要开放。 例如，要想重振经济，中国经济就需要对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 同样地，中国的对外交往不仅需要开放，也需要改革。 例如，要想阻止“对华遏制联合阵线”的形成，就需要改革对外交往中的某些举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三，必须坚持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核心任务。 发展经济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复兴。 因此，发展经济是国家的核心任务，其他任务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这个核心任务。 没有经济发展，其他的梦想都无法实现。
第四，必须重新审视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 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基本保持了 ２％ 的经济增长率。 而2010—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中国 的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的8％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如图1）。 中国缩小与美 国的经济总量差距的速度也随之放缓，从此前的5％—6％下降到如今的3％—4％。 准确把握和有效应对这一趋势，对于把握中美长期竞争的态势以及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图１2000—2021 年中美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制作。参见： 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Annu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The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Growth(Annu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ZG?view=chart，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之一是其试图基于同盟关系拉拢打压相关国家、形成相对稳固的“对华遏制联合阵线”，这是中美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变数。 因此，在审视中美国力对比时，还需要同时考虑双方盟友的实力，不能只看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
第五，在中美关系方面，中美双方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尤其是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等地可能有爆发冲突的风险。 我们必须守住底线，在管控分歧和防止冲突的同时争取重建中美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积累一定的战略信任，顺势推动更多合作。
（唐世平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