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拉美政治以“粉红浪潮”开局。从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开始，拉美左翼纷纷登上政坛，掀起了左翼集体主政的“粉红浪潮”，这一“浪潮”一直延续到2016年前后。2016年巴西总统罗塞夫被议会弹劾，左翼劳工党政府结束了在巴西将近14年的执政，巴西政治方向开始右转。受此影响，秘鲁、智利等巴西邻国的政治风向也开始发生右转。然而，拉美左翼力量并未偃旗息鼓。在蛰伏两年之后，2018年，墨西哥左翼政党国家复兴党在大选中胜出；2019年，阿根廷左翼联盟“全民阵线”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2020～2022年，随着左翼政党相继在玻利维亚、秘鲁、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大选中获胜，左翼主政的国家重新在拉美地区占到多数。此次巴西前总统、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在2022年巴西大选中的胜出，无疑为拉美整体左转发挥了“固盘”作用，但也释放出了一些“变盘”信号。
2022年11月2日，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抗议选举结果。
拉美重回左翼集体执政
2021～2022年是拉美地区的“超级选举周期”，总共有十多个国家举行了地方或全国性选举，其中八个国家进行了总统选举，因此这一时期也是观察拉美政治生态演变的重要节点。2021年，拉美有五个国家举行总统选举，其中四个国家均为左翼胜出。2022年，拉美举行总统选举的国家有三个，左翼胜选的占到两个，左翼势力的优势依然明显。尤其是，长期由右翼主政的哥伦比亚在2022年实现了历史性“左转”，而此次巴西大选卢拉的回归更是终结了巴西右转的趋势，打破了巴西最近30年“总统连选连任”的规律。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政治左转充分体现了左翼在拉美选民的政治偏好上具有相对优势。经过这两年的政治调整，拉美地区重新回归到左翼集体主政的局面，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新世纪初期的“粉红浪潮”。
卢拉回归在此轮拉美左翼浪潮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一方面，卢拉是拉美左翼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在1980年参与了巴西最大左翼政党劳工党的创立，在1990年推动了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对话平台——圣保罗论坛的创建，而且还是新世纪初拉美“粉红浪潮”的标志性人物。因此，卢拉的回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拉美左翼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或者说，左翼回归在拉美有着一定必然性。另一方面，卢拉和其他一些拉美左翼代表人物都因涉腐问题经历低谷，卢拉甚至因涉腐问题入狱服刑580天，但他能在恢复“自由身”后的一年内再次赢得总统选举，这充分反映了巴西国内三种复杂的社会情绪：民众对劳工党的排斥情绪已经有所减退，对博索纳罗政府治理国家不满的情绪占到主流，以及对劳工党主政时期经济繁荣的怀旧情绪日益浓厚。卢拉回归将使拉美政治此轮左转更加稳固，目前，拉美前六大经济体（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均为左翼执政。
如果说新世纪初的“粉红浪潮”体现的是拉美国家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弊端的反思与批判，拉美左翼政府或从意识形态层面，或从政策层面，针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替代方案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索，那么新“粉红浪潮”的再次集体出现反映出拉美国家民众对近年来国家治理低效，尤其是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集体失效的失望。然而，尽管此轮左翼集体主政的规模可能比新世纪初更大，但是政治生态调整的深度并不及上一波“粉红浪潮”，此轮“粉红浪潮”回应的核心问题是治理路径问题，而不是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2021年11月14日， 阿根廷右翼反对党联盟“共谋变革联盟”成员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该联盟赢得该国主要地区的立法选举。
左翼回归不等于右翼完全退潮
如前所述，从2022年巴西总统选举的结果看，巴西左转符合拉美政治生态的总体趋势，但与此同时，此次巴西选举又反映出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或许折射出拉美政治存在“变盘”的可能。
第一，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第三条道路”缺乏空间。2022年大选是巴西最近30年竞争最激烈的一次，这一点从选前民调到首轮投票结果均有所体现。在首轮投票中，博索纳罗仅落后卢拉5个百分点，这是自1989年巴西恢复民主选举以来差距最小的一次。另外，卢拉和博索纳罗的反对率都较高，且差距不大——10月初博索纳罗的反对率为51%，卢拉的反对率也高达46%，这充分体现出选民的政治立场是极为对立和排斥的。与此同时，本次选举投票过早集中在两位核心候选人身上，这也反映了巴西政治的高度极化，“第三条道路”和“中间道路”在巴西的认同度下降。在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博索纳罗合计获得了92%的选票，而排在第三位的候选人西蒙娜·特贝特仅获4%的选票，这是在历次选举中非常罕见的局面。事实上，政治极化问题在拉美其他国家同样存在。2021年，在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总统选举中，排名前两名的候选人选票差距仅为5%和0.25%；2022年，在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中，排名前两名的候选人选票差距也分别只有6%和3%。可以预测，政治极化问题将是拉美政治的主要特征。如果从全球政治变化新态势来看，拉美国家政治极化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左翼的回归并不等于右翼的完全退潮。尽管博索纳罗在大选中落败，但其高达49.1%的得票，就不能说他所代表的右翼完全输了。考虑到左右两派的立场完全对立，巴西大选后，博索纳罗支持者的情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消退，这也基本决定了卢拉将带着接近50%的反对率开始执政。换言之，卢拉虽然胜出，但左翼在巴西目前的政治氛围中很难说占有优势。比如，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卢拉在13个州获胜，而博索纳罗拿下14个州。若以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州府来比较，博索纳罗在16个州府赢得了多数选票，而卢拉则只拿下11个州府。在议会选举中，博索纳罗所在的自由党在参众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也是本次两院选举后席位增长最多的政党。若算上博索纳罗竞选联盟的其他政党，博索纳罗竞选联盟在参众两院的议席数量分别达到25席和194席，均超过卢拉竞选联盟在参众两院的总议席（16席和144席）。由此可见，右翼虽在总统选举中败选，但在议会选举中占据了优势，这也表明巴西右翼势力并未退潮，相反赢得了蓄势扩展权力的空间。由于行政、立法两个选举体现出的政治属性不一致，未来的府院关系将趋于复杂，甚至存在形成均势的可能性，这将对卢拉未来四年执政直接形成巨大挑战，甚至直接冲击政局的稳定。事实上，在巴西劳工党执政的13年中（2003～2016年），劳工党在议会的协调工作做得并不成功，卢拉在第一个任期（2003～ 2006年）就被曝出“大月费案”（通过行贿争取议员支持），而罗塞夫则在2016年因违背财政责任法而最终被议会弹劾。
府院对峙是新“粉红浪潮”周期拉美左翼政府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秘鲁，中左翼执政党自由秘鲁党仅占国会130席中的37席，而主要的中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争取进步联盟党）则合计占到40个议席；在阿根廷，中左翼执政联盟在中期选举中仅赢得31%的选票，而前总统马克里所属的中右翼联盟则赢得40%的选票；在墨西哥，反对党联盟占到众议院500个总议席的39.4%，对左翼执政联盟形成很大牵制；在洪都拉斯议会128个议席中，左翼执政党自由与重建党仅占50席，而两大右翼政党（国民党、自由党）则拥有66席。由此可见，拉美政坛目前左右力量博弈处于均势，这与新世纪初左翼占绝对优势存在根本区别。府院矛盾给拉美左翼执政带来巨大障碍，比如，目前秘鲁左翼总统卡斯蒂略正面临议会的轮番弹劾动议。
第三，“反建制右翼”力量成为影响拉美政治“晴雨”的重要因素。博索纳罗是巴西“反建制右翼”代表性人物，他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巴西政党的力量格局，尤其大大挤压了中右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使得选举氛围从以往的“包容性竞争”转变为“排斥性对立”。另外，博索纳罗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氛围有很强的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博索纳罗在2019年将美国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引入拉美，并将其发展成为拉美右翼保守力量的对话论坛，与拉美左翼“圣保罗论坛”形成直接对立。过去四年，CPAC在巴西召开了两次会议，吸引了拉美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参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智利的卡斯特和阿根廷的米雷。前者在2021年智利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败给博里奇，后者则可能成为2023年阿根廷大选中的“黑马”。此外，在2022年哥伦比亚大选中败选的埃尔南德斯、新当选的秘鲁利马市长阿利阿加也都属于“反建制右翼”，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全球化，反对现行政治制度，鼓吹“阴谋论”，擅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另外，博索纳罗在巴西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强势（2018年选举获胜、2022年以微弱票数遗憾败选）有可能在拉美地区产生示范效应，这股力量也将对拉美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对拉美政治制度、民主治理带来巨大冲击。
新“粉红浪潮”如何才能持续
社会的不断撕裂与政治极化的加剧、府院关系紧张度的上升、经济的持续低迷、贫困问题的恶化，都是当前集体主政的拉美左翼面临的现实挑战，其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他们执政的稳定性，而且也将决定拉美新“粉红浪潮”周期的长短。
总体来看，拉美左翼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争取广泛的政治共识，尤其要努力弥合党派之间的对立仇视情绪；其二，争取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外有利因素，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和拓宽国际合作将是两条并行思路；其三，推进地区一体化，强化地区集体身份认同，在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中提升本地区的战略自主性；其四，优先南南合作，建设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
卢拉的回归巩固了拉美新“粉红浪潮”，卢拉也得到了本地区所有左翼政府的一致力挺。在胜选宣言中，卢拉强调自己肩负“重建巴西”的责任；而对拉美左翼而言，卢拉其实也肩负着“重振拉美左翼”的使命。在诸多现实挑战面前，以卢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既要秉持进步理念，利用好上一周期左翼执政的有效经验，还要审时度势，在内外变局下寻求政策上的创新，切实解决拉美国家在国家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拉美新“粉红浪潮”的势头才能更加巩固并保持下去。
（周志伟，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