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问题，后者指的是影响范围是全球的、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实现的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指经济领域内的全球问题，其中最为关键或最具基础性的问题当属如何保持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地增长。在此，全球经济治理就是指世界各国如何通过协商达成一系列有助于维持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规则或制度。一般地讲，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扩散，二是基于分工和要素流动的贸易收益。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高不难理解。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仅仅由于不同生产主体（这里主要指国家）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之后进行交易，便可提高参与分工和交易方的总产出，新增产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贸易收益。尽管在现实中这两个增长源泉深度交织融合，但在理论分析时将它们分开讨论则有助于我们对增长源泉的理解，进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制度提供方便。这里集中讨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最大化来自国家间分工和交换的贸易收益，从而助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地增长目标。鉴于交换的基本前提是所交换对象的所有权得到切实保障、交换各方事前达成的契约受到保护，故贸易收益最大化问题大致可以转化成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具体说，全球经济治理处理的问题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关，其行为主体主要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其活动背景是世界政府的缺位，其表现形式为各行为体通过协商而形成的一组自我约束性规则或制度。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治理涉及领域诸多，主要包括左右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换、影响生产要素与资本跨境流动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制度。与全球经济治理密切相关的议题还涉及供应链、价值链、大宗商品供求、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以及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上述全球经济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然而，当今世界在处理全球经济问题过程中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治理赤字。因此，如何压减并最终消除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便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更高维度的”全球问题。对全人类福祉改进有利的事之所以难，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共同利益并非形成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具体到全球治理，问题便是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在经济学里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果享用不排他，集体中的成员便会努力去搭便车。这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公共产品提供明显不足，二是以国际制度为表现的全球经济治理通常带有明显的非中性特征，亦即同样的治理对不同行为体意味着不同的结果，有些受益，有些则受损。
        如果把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考虑进来，那么互利共赢，至少是帕累托改进的自由贸易也是不可接受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的《李嘉图和穆勒在什么地方反驳或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指出，颂扬自由贸易的李嘉图—穆勒模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时是成立的，但将技术进步纳入分析后则该模型可能会出问题。萨缪尔森以美中两国为例论证说，如果中国的生产率提高到使两国在生产两种产品时生产率之比完全相等的水平，则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便消失了，两国又回到自给自足状态。由于技术进步，中国的人均收入得到提升，最终结果是美国实际人均收入遭受到持久损害。

在暂时不考虑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前提下，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难题的思路之一，是考虑有效治理的机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个国家行为体通过平等协商，在充分考虑到各成员所负担成本与所分享收益的平衡后，逐步形成被各成员接受的多边规则。在机制设计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提供相容激励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通过创造选择性激励以降低或杜绝搭便车行为。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可以根据紧迫性、严重性、可行性等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排序，按轻重缓急分步施策。如果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考虑化整为零，把一揽子议题分成若干模块加以处理。

自由贸易带来的互利共赢并非让所有受益国满意。1850年后制造业霸主的权杖就逐步转移到了美国。因此，在大国间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也要遏制对手的赶超势头成为其主导策略，结果便是全球体系分裂或出现两个或多个往来受限的平行体系，最终导致全球统一市场的萎缩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收益缩减。防止出现这一全球福利水平下降可以多管齐下：首先是恢复或建立大国间的信任；其次是挖掘和用足非经贸领域的交汇利益以提升脱钩成本；再次是最大化平行体系间不受限往来带来的贸易收益；最后是强化与中等强国及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研究员张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