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日，由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主办的“金融科技暨俄乌战争与国际金融变局”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将陈小工，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产业界代表参会，会议就俄乌冲突下国际金融面临的新变局以及如何把握金融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平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国际金融3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玉荣主持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演讲环节。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共中央外办原副主任陈小工认为，俄乌制裁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制裁涉及面非常广，力度空前，冲击强度很大，短期内俄罗斯经济没有被摧毁，长期影响尚未显现，金融体系基本恢复运转，而且正在试图建立新的联系；第二，美国制裁俄罗斯伤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自身，而且严重损害美元的信誉体系，但美元主导的强势货币地位尚难以替代；第三，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定价领域，新的变化例如布雷顿森林3.0版可能会出现，世界也有可能面临再次分裂。

陈小工对全球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态势不太可能倒退，但国际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其进程，因而全球化也必然会有所调整。过去的几年，美国从调整对华政策到疫情的爆发，再到目前俄乌冲突的种种做法，都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从前资本的流动主要考虑效率和回报率，现在则更重视安全和弹性。我国的优势在于市场潜力，制造业规模庞大而且体系完整，高端制造业也有了领先产业，但是我国在产业链的细分领域还存在很大隐患。比如在半导体领域还有一些原材料的供应方面，我国光伏上游所需要的原料如锂、钴、镍都依赖进口，锂在澳大利亚和拉美，钴在刚果金，而镍则在印尼。2021年美国成立了半导体联盟，就包含了上述国家的企业。美国现在的印太经济框架中的数字经济规则和弹性供应链，就是要建立供应链监控体系确保关键材料和技术的可追溯和可控制，美国可能突破传统经贸协定的限制，使用扭曲手段调整供应链，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做了《如何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基于外交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已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并提出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中国就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外交明确了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和平环境。邓小平的判断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也是多方面的。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历程若以2012年为标志，可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前一阶段面临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形成和积累的问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后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经济起飞后出现的，要着重解决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两大段面临的问题起源不同，应对的思路也不一样。应对当前国内面临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从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还要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诸多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环境资源、人口老龄化，以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凝聚共识等问题和矛盾。

章百家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都会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时期。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只是由于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等延缓了这一态势。再者，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体量巨大。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仅用40多年的时间就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带给现存国际秩序、资源、市场和环境的冲击也是空前的。在中国之后，还会有像印度这样的大国跟进。这种冲击我们感受可能不直接，但外部世界感受非常强烈。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需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以全球眼光看中国，这样才能处理好中外之间出现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已经将中国视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而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把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目前，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压，但也要看到，中美博弈双方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上，美国要维护其霸权，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使双方关系仍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不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这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已酝酿了十年，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我方的策略应是“缠斗”，并争取可能的合作，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已势在必行，要防止全面脱钩。中美博弈的结果将取决于两国各自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争取其他各方支持的能力。

俄乌战争受多种因素制约，前景尚难预测。但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俄乌战争需要有中国视角，不能被西方或俄罗斯的观点所左右。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中国把奉行睦邻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俄罗斯则习惯于在周边建立由自己控制的缓冲带。事实上，俄罗斯是欧洲战略纵深最大的国家。冷战时代，除了针对华约的北约集团，还有一个针对中国的东南亚联盟，但后者早已自行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从不搞对外扩张。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导致了不同的战略后果。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应兼顾国家安全战略、我国一贯奉行的外交政策原则和国际道义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中俄两国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同国际体系的联系要比俄罗斯广泛和密切得多。应避免别有用心的国际势力将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使中国的形象俄罗斯化。

应对现已面临的挑战，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可享有的现代化，这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大贡献。同时，要冷静观察世界格局的走向，保持战略耐心，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之间的平衡，学会换位思考，以利用各种矛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以往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第一，世界只有一个，试图搞两个体系没有前途，中国正是率先跳出冷战格局才实现发展；第二，面对外部压力，要有多手细致的准备，顶住压力，适度反应，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恶性循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主义，避免自负的民族主义，不卑不亢地与世界各国交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做了《反思全球化》的主旨演讲。他的基本判断是，传统全球化需要有全球分工，有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载体，通过技术进步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的制度保障，俄乌冲突后传统的全球化体系将不复存在。

李扬将全球化可以分为6个阶段，分别是白银资本时期、百年和平时期、二战后美苏对立半球化时期、大稳定时期、新矛盾积累和“去全球化”时期及俄乌冲突开始的新阶段。“白银资本”时代是以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为主导，主要是“互通有无”的基本格局，国际分工以水平分工为主，贵金属（主要是白银）为流通货币。“百年和平”（1815-1939），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是全面意义的全球化。这一时期，资本跟随商品在世界各地落户。全球化的浪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几年，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国。资本流动除了追求利润，也开始追求安全，避险地也随之出现。“半球化”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1945-1991）时期，开始于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冷战序幕拉开直到苏联解体。卢布区的崩溃和亚洲经济体以美元为锚，支撑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另外，石油美元也因海湾战争而出现，起到了支撑美元的作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大稳定时期”，是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苏东集团解体，全球产业链重组演变为产品内贸易的阶段。这一时期新的分工体系形成后，全球经济体系从“国际化”演变成为“全球化”，国界概念被打破，全球化正式形成。新的矛盾积累和“去全球化”时期（2008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动摇了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调整旧模式已经势在必行。发达经济体寻求分摊全球化公共品成本以及新的均衡，而新兴经济体则需要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化改变，全球治理格局迅速变化，瑞士、芬兰迅速加入“北约”，德、日加强军备，英国同波兰等6国公布《基辅公告》，组成“小北约”，美国东盟峰会，试图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直到5月23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未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经济并非是排在首位的因素，而价值观的认同、国家安全的考虑和文明冲突的重要性则日益突出。今后的发展趋势又将是一个集团化的时期，一边的集团已经明确，另外的集团尚不明确，但对于中国来说是明确的，就是不能绑定在另一个集团，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方向上，新全球格局下的国际货币制度应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一强多币”，要构建更大范围的央行间货币互换网络，沿供应链重塑国际货币制度是重要趋势，中国必须沿着产业链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为此，改变目前对少数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巨额盈余，而对多数国家均赤字的贸易格局就至关重要。最后还要加强数字货币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纬做了《关于当前国际金融新变局的思考》的演讲，就当前国际金融周期调整以及格局演进谈了几点思考：第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攀升，欧洲能源缺口使绿色转型之路道阻且长；第二，货币政策步入紧缩周期，全球流动性加速退潮；第三，国际货币格局加速演进，数字化助推全球支付体系革命；第四，新兴市场主权债务面临空前压力，要警惕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传染；第五，全球股市步入周期性调整，要警惕资产价格变动对市场带来的冲击。当前，地缘风险再起，国际格局加速演进，金融政策周期调整，国际市场震荡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多。我国的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优势，践行担当，在变局中抓住机遇、抵御风险，全力支持实体经济稳妥应对市场调整和格局变迁，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贡献力量。

论坛随后召开第一阶段专题讨论：“金融科技治理：如何把握监管与创新的度？”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执行理事乔伊德主持。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员执行院长、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黄仁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学术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熊伟，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绿地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耿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周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心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关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就俄乌冲突期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如何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金融科技对传统的金融业运营模式和金融市场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以及未来在中小企业贷款领域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创新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会代表认为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供应链领域的缺陷，以及“一带一路”的中欧通道出现了中断的可能，中国的高技术领域面临着真正的冷战和高技术的人才战略，因此必须以创新驱动增长，未来在中小企业贷款领域应更好发挥数字创新作用，如为大数据增信，更好地为银行信贷发挥作用；互联网贷款需解决共振和道德风险的问题；除了传统科技公司的大数据，还有公共部门的数据可以利用，建立新的平台做信用风险评估，以及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长期机制等。

第二阶段的专题讨论：“俄乌战争与2035/2050地缘政治变化”，由中国裁军与军控协会副会长、少将郝叶力主持。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仲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边疆所所长、研究员邢广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赵可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唐永胜，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国家形象传播30人智库执行董事长，教授段鹏，讨论了俄乌冲突的性质，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聚焦，俄罗斯如何得到西方世界的接纳以及中美的二元战略竞争等问题，指出欧洲和俄罗斯互相依赖的关系被俄乌冲突终结，中欧如果共同发力有可能阻止大国阵营式的对抗，北约被重新激活并恢复活力，对中国和中欧关系都是重要挑战。在对待俄乌冲突问题上，我们要增强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处理好中美俄大三角的相对平衡，既要有极大的战略定力，又要有足够的智慧技巧。既要继续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要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联动发展高质量运行；既要大力开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又要努力化解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找到更多的与外部世界广泛互动的合作交汇点。

论坛最后展开了第三阶段的专题讨论：“国际金融变局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主任、研究院、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高海红主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宇燕，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永利、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陈志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执行理事乔伊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吴卫星，中国工商银行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暨气候风险工作组首席专家刘瑞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总编辑、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肖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金融30人论坛副秘书长杨盼盼参加了讨论。学者们从金融制裁所引发的金融秩序的调整与重构，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全球通胀与衰退风险以及多层次应对，我国海外储备资产可能被冻结的风险以及中国应急框架的设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学者们认为：在压缩我国的外汇储备方面需要慎之又慎，中国的创业创新高度依赖国际资本市场，需要好好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绝不能主动脱钩；我们一方面需要独立自主发展市场，同时也要进一步改进市场治理体系，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并预防极端情况的变化。在中美博弈之中，应对政策无论准备如何精良、考虑多么全面，它仍属于下策，避免全面制裁、避免整体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乃是俄乌冲突给中国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