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以来，在伊朗核谈判进入冲刺阶段的关键时期，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并最终爆发俄乌冲突。作为冷战结束以来欧亚大陆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俄乌冲突不可避免地给伊朗核谈判增加了新变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未来伊朗核协议的“脆弱性”。

2022年3月15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左一）到访俄罗斯，并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

俄乌冲突带来的“危与机”   

在俄乌紧张局势升级为军事冲突之初，伊朗核谈判并未受到直接影响。2月28日，路透社援引西方官员的话称，维也纳的谈判气氛尚未因乌克兰危机而改变。但很快事情就起了变化。3月5日，就在国际原子能组织总干事成功访伊、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谈判已接近成功”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俄方要求美国至少国务卿级别的官员给予文字保证，目前因俄乌冲突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不能以任何形式影响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经贸、投资与军事技术合作。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6日接受采访时称，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与伊朗核谈判是完全不相关的两回事。3月11日，伊朗核谈判暂时休会。俄罗斯将俄乌冲突与伊朗核谈判直接挂钩，有着明确的战略和战术目的。一是对冲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面临的压力。俄在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展不如预期。同时，俄还面临来自美欧多国在政治、经济与人道主义等领域的全面施压。二是强化俄罗斯的“石油杠杆”。自2021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近期受俄乌冲突刺激更是一度冲高至每桶130美元。美欧希望平抑油价，同时降低自身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俄罗斯则希望凸显其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增加美西方对俄施加制裁的顾虑。若伊朗核协议达成，伊朗石油将逐步回归市场，半年内可实现向国际油市增供120万桶，有助于平抑油价、稳定全球石油供应。因此，俄罗斯拖延谈判进程，有利于打自己的“石油牌”。三是撕开美西方制裁体系的缺口。在乌克兰危机中，美西方不仅编织起一张封锁俄罗斯经济金融的制裁大网，更使国际商界不敢与俄做生意。若俄能力争美西方保证对俄制裁将不影响俄伊经贸往来，便等于在美西方对俄制裁的大网上开了一个孔，俄可在此基础上逐渐动摇整个制裁框架。

但是，俄罗斯也得把握“反击分寸”。一方面，防止伊朗在核研发道路上走得过快，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伊朗核谈判各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但另一方面，若俄罗斯提出的诉求过高，可能使自己被定义为“搅局者”，最终倒逼其他方尝试绕开俄罗斯达成伊朗核协议。3月15日，拉夫罗夫在接待到访的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时表示，俄已收到美方的书面保证。因俄乌冲突而起的这段插曲似已暂归平静。

然而，俄乌冲突也有可能刺激谈判加速。俄乌冲突在短期内恐难以平息，因此加快谈判进度，规避俄与美欧关系恶化的衍生影响，符合包括美国、伊朗在内的伊朗核谈判各方的共同利益。就美国而言，国际油价冲高将导致其国内通胀压力加大，因此若能早日与各方达成协议，早日放伊朗石油入市，有利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和美对俄博弈。就伊朗而言，目前国际油价较高，国际能源需求较强，显然是重返伊朗核协议并恢复石油出口的好时机。

达成伊朗核协议要过多少关？    

然而，俄乌冲突不过是伊朗核谈判坎坷历程中的“一道坎”。自2021年初美国有意与伊朗就重返伊朗核协议开展“直接对话”以来，伊朗核谈判至少经历了两道重要关口。

一是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的竞争与“擦枪走火”。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对伊朗进行了“极限施压”，2019年5月，美国更是全面封杀了伊朗的石油出口，此后伊拉克便成为“美伊斗法”的焦点，双方矛盾在2020年初美国使用无人机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后达到巅峰。拜登政府上台后，被认为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在伊拉克袭击美军的频率虽有所下降，但仍时有发生。2021年2月，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袭击了美军驻扎的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市的国际机场。同月25日，拜登政府派兵空袭叙利亚与伊朗边境的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基地，这也是拜登上台后首次对外使用武力。拜登政府原本希望尽快启动伊朗核谈判，但此番交锋使谈判推迟至2021年4月才启动。此外，2022年3月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当日凌晨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埃尔比勒的一处间谍中心发射了12枚导弹，伊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称，遇袭地点位于新建成的美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伊朗此番或为在伊朗核谈判的关键时期向美国“秀武力”，对谈判的氛围有一定影响。

二是谈判期间的伊朗总统换届。2021年5月至6月，伊朗核谈判一度进展顺利，但6月18日，伊朗举行大选，随后伊朗核谈判暂告中断。2021年8月，保守派“旗帜人物”莱希就任为伊朗新总统，他虽承诺要努力取消美国对伊朗施加的非人道制裁，但并未迅速重启谈判。同年11月，在中断了五个月后，谈判才被重启。由于新的伊朗谈判团队提出了较前任团队更高的条件，直到2022年1月谈判才进入实质性阶段。由此可见，伊朗内政的变化对谈判进程产生了明显影响。

然而，谈判经历的上述两道重要关口还可能产生“新的变数”。一是从深层看，美伊两国在伊拉克的竞争折射出中东地区形势对伊朗核谈判的影响。进入2022年后，也门战事波澜不断，沙特与伊朗的关系亦未有实质性缓和，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伊朗核谈判。二是从时间维度看，伊朗核谈判似乎跨过了伊朗大选的“这道坎”，但伊朗与美国内政对谈判的影响并未消失。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一直在施压谈判团队试图拿到更好的协议，而美国共和党势力则一直批评拜登政府在重返伊朗核协议上的作为，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甚至叫嚣一旦共和党执政，将立马撕毁新版核协议。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这一年来伊朗核谈判所经历的关卡，有的过去了，有的还未真正过去。在谈判成功前，俄乌冲突恐怕不是最后一个干扰因素。这似乎预示着，即便谈判取得成功，新的伊朗核协议的履约之路或将继续受到大国竞争态势、中东地区形势和美伊两国内政的强烈干扰。而维护一个“脆弱的”伊朗核协议也将是对国际治理、大国合作与中东地区稳定的巨大考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