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刻意要向外界证明“碎片化”只是表象但政局依然稳定有序，德国组建新政府的效率与以往相比相当惊人：在距离议会选举结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之间的组阁谈判于24日达成一致结果，“交通灯联盟政府”即将走马上任。三党联合格局能否磨合到位？求新求变的内政目标如何实现？在风云变幻中怎样应对国际挑战？对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答是社民党当好家、新政府做好主的关键。

社民党能否控好局

德国新政府中“一大带两小”的格局将形成来自不同阵营的三党博弈，这一复杂态势将让社民党的朔尔茨总理倍感压力。

“三党共治”在德国政治中已经是稀薄到快被遗忘的记忆，充斥在二战后的西德和冷战后的德国政治中的，是“一大一小”组合和“大联盟”方式。随着博弈方数量的增加，在执政联盟内部达成政治妥协、避免政策冲突的难度将呈几何级数增加。何况德国新政府的三党联合还不同于“大联盟”的“中左中右共治”方式，绿党和自民党在政治光谱上的距离更远，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的差异及冲突更大。从组阁谈判的起点、进程和结果也能看出，联合政府的组成主要取决于绿党和自民党之间的政治妥协，新政府未来的有效施政也主要取决于两党之间的政策对接。

德国新政府的理想状态是可以形成绿党、自民党分居两翼展开竞争、社民党居中调停定调的“三驾马车”格局，但如果政府各强力部门如财政部、外交部和权力扩张的环境部分别被绿党和自民党瓜分，党派利益就很容易被包装成部门利益进而绑架国家利益。如果社民党想要通过当“和事佬”来维持三马同辔同步的表面团结，就难免会牺牲政策的优化空间和作为“当家人”的权威；如果社民党或是乾纲独断或是倾向一方，以此来维护决策合理性和自身权威，又可能面临其他两党或双双联手或单枪匹马式的反弹，长此以往也就当不好家。要避免出现这种两难困局，社民党得有“肚里撑船”的气度，朔尔茨得有左右逢源的能力。

内政革新能否做到位

高举“全面革新”旗帜，是这次三党能够战胜默克尔长期领导的联盟党，进而联袂登台执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绿党和自民党，更是将“求新求变”当作主要的政治标签。

从目前看，“交通灯”三党的政策主张有共通之处：延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加快能源转型和改进基础设施，是主要共识。但是，在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和路径上存在不少分歧。例如，如何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平衡，是促进增长优先还是平衡分配为重，是通过增加税收还是依靠市场手段来保持财政盈余，能源转型是要大踏步前进还是小步子跟进等重要议题上，三党之间都有明显分歧和矛盾。

尽管在正式组阁谈判前公布的初步共识文件中，三党已经努力在上述领域寻求妥协，但从谈判间隙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初步共识要落实到政策主张上还是颇费周折的。即便三党拿出了一份联合执政纲领，但要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施政过程中始终坚持共识，需要这三个党派都具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高度觉悟。

外交能否驾驭好

新政府执政后，短期内将在三党磨合、内政改革方面消耗大量资源及精力，德国在默克尔时期形成的对欧盟主导力凸显、在大国博弈中权重增加、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上升的情景恐怕难以再现。德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支持其对外政策目标和维护海外利益的资源却在减少。

在与欧盟的关系方面，德国新政府刚一上台就会碰到如何处理内部分歧并尽快和法国形成“轴心联盟”的问题。在当前欧盟内部争论较大的深化经货联盟、严格财政纪律、维护欧盟法治、解决难民问题以及加快能源转型等重大问题上，德国不仅需要明确表态还要做实质性投入。但在上述议题中，德国和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法国的立场相左之处不少。在法国明年将迎来总统大选、马克龙政府将力推“战略自主”的背景下，更看重自身利益、更愿意以隐晦方式搞自主的德国很难和法国配合到位。

要在大国博弈中站位、避险、谋利，是德国新政府更难驾驭的大问题。尽管执政联盟协议对德美、德俄关系赋予了“更新、活力”与“深刻、多样”这样的想象，但社民党亲俄和绿党亲美的不同立场，与近期美国在“北溪-2”项目上的出尔反尔、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对峙相互作用，会让德国新政府的外交空间在安全、能源和经济对外高度依赖背景下更显逼仄。

中德关系立足于相互成就、共同成长的经贸合作，务实合作的相互需求没有改变，但国内政治的民粹化倾向、向外转移内部矛盾的企图以及向美国倾斜的政治惯性，让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目标有了更多激进冒险的色彩。将合作、竞争和对抗作为对华关系原则，在实践中的唯一结果只能是竞争与对抗压倒合作，让德国的经贸利益沦为美国维护霸权的牺牲品；试图干涉中国内政并跟风操弄涉台议题，会让中德关系经济共生但政治分化的形态更加扭曲。我们对德国新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带来的一阵疾风骤雨要心中有数、未雨绸缪，对于中德双方能够通过重申共识、持续沟通来明确共同利益并最终管控风险，也要胸有成竹、保持信心。

中国人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老朋友如默克尔也曾糊涂一时，知错能改就仍是好伙伴。但德国新政府在犯错之前需要想清楚的是，它是否具备足够的纠错能力以及中德关系在它的错误中可能付出的代价。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