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是》杂志近日刊发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讨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首先需要联系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解。他最初提出的共同富裕主要是从物质生活的角度阐发的，针对的是共同贫穷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精神富裕作为一个现实课题浮出水面，主要是基于发展的历史逻辑。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物质财富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总体上处于不断提高的趋势，精神富裕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提了出来。这一问题的解决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入实践内在结合，共同富裕由此清晰地呈现出双重要求和双重意义。

深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还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在少数人那里，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富裕出现严重脱节的情形，换言之，有的人虽然物质上非常富有，但精神上却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为富而不仁的事例构成精神贫穷常常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的由头。这一社会现象提醒我们，物质富裕并不总是能自发地生成精神富裕，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这种现象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更深刻的问题意识需要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联系起来。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批判的实质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一方面推动物质蛋糕不断做大，促成人民群众整体上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它们对于精神富裕不仅没有展现出同样积极的意义，反而大都走向反面。具体地说，在资本逻辑中，劳动丧失了自主性，有且只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在精神文化的生产领域，资本逻辑由于对健康向上的积极文化诉求具有天然的销蚀功能，因而发挥出在物质生产领域同样的功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的背后，都有资本逻辑制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矛盾的不倦身影。

“内卷”“躺平”和阶层固化等时下流行的话语，折射出部分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焦虑和无奈，这与其说是劳动对资本逻辑的消极反抗，倒不如说是资本逻辑的凯歌行进。在一定意义上，精神富裕问题的凸显，折射出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相互交织的强大力量，使得人的现代化已经替代物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突出课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既不是对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更不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复归，而是从一起步就确立了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就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它们不仅与共同富裕的逻辑一致，而且释放出中国共产党强化超越性努力的决心和意志。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展开，首先有赖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深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对各种社会差别是警觉的，对各种边界也是敏感的，我们需要逐步消解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显性或隐性的各种障碍，积极探索让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具体路径。其中，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邓小平在晚年强调分配问题大得很，反映他对中国社会最主要问题的准确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入推进，还需要强化积极向上的精神产品的供给，发挥其在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方面主导性和主力军作用。另外，尤其需要强化在精神生产上对资本逻辑的抑制，从外部进行积极纠偏，克服资本逻辑给精神生产可能带来的价值偏颇与逻辑扭曲。

（吴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