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概念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人类通过漫长而危险的路径来建立某些国际规则和共存的基础。这些全球规则自建立以来一直基于三个基本的排序原则：国家主权、经济自由主义、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这些基本原则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变化。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描绘了过去2000年左右的世界形态，并对未来50年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确定了4个具体的“秩序”概念：欧洲“秩序”，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主权国家在体系中具有平等地位；伊斯兰“秩序”，基于更广泛的乌玛（意为社区）理念；中国“秩序”，基于中原王朝作为区域大国的传统理念；以及美国“秩序”，它在一个世纪前在伍德罗•威尔逊的领导下找到了新目标，并最终成为全球的主导。

两极世界的诞生

按重要性排序，二战后苏联的崛起成为国际秩序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苏联的崛起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完全改变了现有的政治格局，影响了国际关系新原则的形成。随后的世界秩序与之前的世界秩序有很大不同。

首先，在两极世界中，只有两个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和苏联）。这种平衡的军事核心包括核威慑和“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其次，它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的。可能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导致了战后世界秩序的长期存在。

唯一超级大国

全球政治格局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开始于1991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解体，当时苏联的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被俄罗斯的三色旗取代。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两极世界秩序的破坏，并建立了一个单极系统，由西方的经济、机构、思想和项目绝对主导，这几乎是“美国自己的和平”的同义词。

与以前的领导国家不同，美国集中了从技术、金融和军事到科学和文化等广泛的领导力量。然而，在其力量的巅峰时期，美国被突如其来的“9·11事件”所打击，一个无政府的恐怖组织袭击了世贸中心大楼和其他位于美国的目标。这一事件导致了美国国内、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转折。

广泛的全球化、欧洲的逐渐衰弱和日本的持续经济停滞，帮助亚洲出现了新的巨人（中国和印度），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接下来是发生于2008至2010年的金融危机，这使人们日益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其优越性和在单极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人们一直担心，一旦美国失去其领导世界的地位，这将不仅仅是领导权变化这样简单，而是会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结构的根本变化。

在其作为单极大国的地位上，美国同时集中了太多方面的领导权，因此，它的削弱，即便不是消亡，也可能带来世界体系的深刻、相当困难和关键的转变。美国的衰落是否会引发暂时的动荡，以及新秩序的不同模式之间稳定性的欠缺和斗争持续，仍有待观察。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迄今都没有得到答案。

迫切需要对接的目标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秩序最重要的目标。今天，气候行动的失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传染病的传播是世界上的三大风险。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取决于全球促成繁荣和包容性空间的能力。智能化的普及、快速的数字化、可再生能源以及最重要的是，气候适应仍然是全球社会的关键问题。

2020年，COVID-19疫情大流行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它严重影响并重塑了整个全球地缘政治。

毋庸置疑，COVID-19给全球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阻止了经济和社会进步，而且使多边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陷入了困境。全球领导力的真空和多边组织的失败加剧了战略上的冲击，世界直到今天还在遭受这种冲击。

由此产生的经济冲击波已经严重影响了过去12个月的几乎所有重要的金融决策，它将继续塑造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由COVID大流行病所导致的恢复计划将花费数万亿美元。仍有一些政府有可能有资源来调动如此规模的资本用于长达数年的全球紧迫的社会需求。

低收入和弱势人群与失业、不断增加的债务和不断缩减的收入纠缠在一起，这给当今世界秩序带来了更多问题。

气候变化引起的天气急剧变化、沿海洪水、长期干旱、野火或极端污染导致的大规模气候迁移将加速这一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不久的将来，预计将有5千万到3亿的气候移民在流动。

所有这些因素都因目前大流行病所释放的竞争性、零和动态而加剧。COVID-19加速了向一个更加分散的世界秩序的过渡，其中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尚不清楚。

正在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将导致权力的分散，并将取决于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相对经济复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复苏。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挑战，但大国竞争的条件加上COVID-19带来的经济压力，可以为各国际行为体在全球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寻求合作基础创造机会。

目前，创建一个能够实施气候和健康相关减缓标准的国际重心有很大潜力。实施共同的标准并建立一个制度生态系统的核心来支持，这将需要大量的发展资源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集体努力。

这样的倡议可以重新吸引发展机构，并与此同时，借助2015年决定的在2030年前实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组17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将为联合国的2030年议程提供发展框架。它们代表了广泛的范围，表达了联合国会员国实现以发展为导向的目标的巨大野心，如获得清洁水、可再生能源、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可持续城市、减缓气候变化。

五年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雄心和势头已经增强，但进展却过于缓慢或不足。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大规模灭绝的速度流失。现在，地球上每五个物种中就有一个面临灭绝，科学家估计，除非采取紧急行动，否则到本世纪末，这一比例将上升到50%。

二氧化碳在上升，而化石燃料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简单便携的能源消费手段。冰川正在融化，水的匮乏有可能使我们的部分文明消亡。

2020年至2030年的十年被指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的十年”，届时雄心和计划应转化为现实。然而，观察到缓慢的进展，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政策和基于市场的反应不会让世界足够快地实现期望的目标。

虽然每个成员国都承诺采取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所有成员都必须集体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共识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已成为各国在基本框架和选定指标之外，实现更广泛的发展合作的重要集合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的能力，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与国际机构相互协作，这些机构已经将其计划与2030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并为该议程设计了融资路径。“从数十亿到数万亿”的议程将需要美国和中国的领导，无论是作为双边捐助者还是作为投资者。

在有关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政策讨论中，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伙伴。随着两国数千人开始合作研究，分享经验和信息，以及发展部署清洁能源技术的商业企业，这一作用变得特别重要。

此外，两国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讨论政治问题、贸易壁垒和与国际安全有关的事项，确保存在一个开放的渠道来化解潜在冲突。这里还应该提到“美中全面对话”，它有外交和安全、经济、执法、网络安全以及社会和文化四个主要轨道。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不足，在关键利益受到威胁时，常常依靠一把空椅子或空洞的话语。因此，美国的亲密盟友——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但也有对手，如俄罗斯，已经介入了这个真空领域。

2021年1月，当国家准备从特朗普总统向拜登总统过渡时，新政府面临着一份令人生畏的未尽责任清单，包括管理全球大流行病、人类安全、经济和技术问题、气候变化以及国内失业、贫困加剧和不平等带来的一系列国家挑战。

鉴于所有这些挑战，美国将需要动员国内外的盟友、伙伴和朋友，与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搏斗，其中包括能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和众多的对手，同时寻求应对人类安全领域日益增长的挑战。

如果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就需要有新的思维和战略。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话说：“在这场危机中，必须对国际结构进行改革，并将全球合作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一个特别的问题将是如何最好地利用科学和技术，以便在COVID-19之后为更好的生活进行创新，并重新建设得更好。

应对今天挑战的最佳方式是重新投资于美中联盟和所有部门的伙伴关系，并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避免任何脱钩并坚持全球化，并塑造一个新的机制，就21世纪的相关问题采取合作行动。还应努力利用非国家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用具体的工具和能力来加强新的多极化。

（作者为UNESCO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