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宣布解除总理迈希希职务，同时解除所有议员的豁免权，冻结议会，并宣布将任命新总理。赛义德做出解除总理职务的决策，直接原因是现任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缺乏有效措施提振经济并解决失业问题。就在赛义德做出这一决策之前，突尼斯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解散政府和议会，并在部分地区与警察发生冲突。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突尼斯政局动荡与经济萧条的困境由来已久。

突尼斯被西方媒体视为中东剧变唯一“成功”的案例。按照西方机构的统计，突尼斯在全球180个国家中，言论自由程度从2011年的150位提升至2020年的72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突尼斯的实际状况始终并不乐观。

一方面，政治碎片化趋势明显。在2011年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由威权强人统治转向议会民主政体。在“茉莉花革命”后首次进行的选举中，就出现了81个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此后，这种政治碎片化状况始终伴随着突尼斯的政治进程。就在赛义德总统宣布冻结议会前，突尼斯议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持有超过1/4的席位。这种状况使突尼斯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应对挑战。当前，突尼斯是北非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第四波疫情冲击下，突尼斯疫情防控压力巨大。而突尼斯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疫情形势直接影响该国旅游收入和相关就业。即使没有这场疫情，突尼斯同样饱受政治瘫痪、官员腐败、国家能力弱化之苦。不少突尼斯人对现状日益感到厌倦。盖洛普民调显示，64%的突尼斯人不信任本国政府，7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政府比本·阿里时期更加腐败。

另一方面，经济状况今不如昔。据统计，2010-2019年间，突尼斯GDP下降12%，人均收入下降18%。年龄在24-39岁的年轻人30%没有工作。2020年GDP下降11.5%。2019年，突尼斯向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借款超过30亿美元。这些借款只有15.5%用于创造财富、减少失业的生产领域，其余都用于政府日常开销、购买消费品和发放工资。

在此背景下，许多突尼斯人甚至迁怒于引发“茉莉花革命”的自焚小贩布瓦吉吉，认为是他毁掉了突尼斯的正常生活。英国《卫报》调查显示，84%的突尼斯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后贫富差距扩大，59%的人“不会原谅当时的革命者”。近年来，几乎每个“茉莉花革命”周年之际，突尼斯都会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仅2019年，突尼斯就发生了9000多起社会抗议。突尼斯参加极端“圣战”组织的平均人数也位居世界之首。

在笔者看来，突尼斯现状与“茉莉花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直接相关。

集中式政体原本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常态性现象，是诸多客观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阿拉伯国家在赢得国家独立后，大多面临着国防安全、经济发展、国族建构等多重任务，要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大多选择通过集中式政体来强化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从效果看，这种政体比分权为特征的民主政体更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并使阿拉伯世界获得世界性影响。

近几十年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出现治理危机乃至最终爆发“阿拉伯之春”，主要症结在于当权者日渐背离人民，将服务多数民众转向服务少数精英，乃至完全服务于家族利益。政权从服务人民的国之公器，变成为少数权贵捞取好处的方便工具。这样的统治模式当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和反抗。

衡量政治治理优劣主要看两大标准：一是代表性，即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二是有效性问题，即政府权力能否有效行使。毫无疑问，代表性强和有效性强的治理模式，无疑是一种“好的治理”。比方说，一把刀非常锋利，这应是优点而不是缺点，关键是“刀把子”握在谁手。正确做法是让好人掌握“刀把子”，而不是将刀变钝。正如亨廷顿所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西方“民主万能论”的问题在于，引导人们简单地将所有问题和弊端归咎于政体本身，而不是帮助人们认识导致结构性困境的症结所在。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国家何去何从的转型历史关头，一些北非国家将打碎原有政体、转向分权政体视为头等大事，将“民主转型”作为纾解困境的制胜之道。这实际是个“把刀磨钝”的过程。列宁曾说过：“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照此衡量，“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具有更大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革命”。

（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