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多次强调，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是，鉴于新发展格局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国际环境变化也将影响到新发展格局，中国试图推动形成的新发展格局，到底需要和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与以往相比，新发展阶段的对外政策将具有哪些新的特点？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考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将扩大内需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但是国内外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仍存在一些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倡导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可能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来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出现巨大断裂并可能形成“脱钩”局面的反应，一旦“双循环”格局形成将加速中美的分裂。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提出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以全球化特别是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国际框架，那么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全球化退潮的局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执行一项新的发展战略，既是对新形势的反应，也必然对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关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将对中国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持续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开放的全球经济，也包括稳定的大国关系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力量的快速崛起将引发权力格局的重组，权力相对下降的国家更可能采取好战行动。

中国实力地位提升，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势必对处于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不同学科视角所依据的理论和讨论的路径并不一致。例如，多数经济学家考虑的是外部环境变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而较少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调整发展战略也将影响外部关系。进而，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再次影响中国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前景。不过，在经济学文献中，绝大多数模型假定的都是“小国经济”，即作为全球市场的价格接受者，不具备以国内价格影响世界价格的能力。

中美贸易摩擦表明，中国已经上升为与美国一样的“大国经济”。国际关系学者从权力角度出发，长期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素来认为大国具有特殊利益和特殊责任。因此，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中国的行为都是一个大国的行为。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是，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并最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

二、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在回顾其开创的增长理论诞生50年时认为，有两个方向需要重视：一是罗默等人创立的“内生增长理论”；另一个最为显著的创新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采用横截面数据推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主要开创者是罗伯特·巴罗。

根据相关学者对有关增长文献的统计，竟然有多达145个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每一个变量都至少有一篇文献可以证实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横截面分析上有两种应用：一种是国内层面的各省或者各州，事实上这是索洛最初开创增长核算时的主要研究对象，只不过后人将此拓展到美国各州或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跨国分析。

更加受到关注的是国际层面的增长来源核算。巴罗本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基于对87个经济体1965-1995年的分析，巴罗得出如下结论：增长与投资率、教育水平、法治水平和国际开放程度正相关，与政府消费率、通胀等负相关。

在巴罗开创国家间的横截面增长核算实证分析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围绕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来源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尽管有关“东亚奇迹”的理论争论由来已久，不过总是缺乏相当严谨的实证分析。巴罗的研究为从实证角度辨析理论的正确与否提供了机会。争论的起因是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报告，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方式予以肯定，这一观点与当时欧美社会的主流舆论相悖，因为后者认为“历史终结”，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

1994年11-12月号《外交事务》发表了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的《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经济体超高速增长并无“奇迹”可言，只是高投入高产出而已，西方无需为之恐惧。克鲁格曼还断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是当年苏联经济高速增长的翻版，因为东亚经济体的FTP与苏联一样都很低。克鲁格曼这番言论很快就引发了太平洋两岸广泛持久的争论。

历史表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发展方式、增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决心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场辩论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于1995年9月28日制定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认为要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所谓粗放型模式就是传统的苏联模式，也是被克鲁格曼等人批评的模式。

在制定“九五”计划时隔25年之后，当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与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韩国所差无几时，中国政府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核心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试图调整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在国际部分的重点之一是重新理解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其实，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复杂，尤其是两者何为因、何为果，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一是源于模型和变量的选择。新近的研究则表明，如果不考虑海运，而是利用空运作为地理的变量，那么充分利用空中航线的国家，更能从贸易中获益，因而贸易对收入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贸易也有不同分量的作用。目前，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约为人均GDP780-820美元（1960年），低于这一门槛值，扩大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高于这一门槛后，扩大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和专业化来刺激经济增长。

三是源于经济规模的差异。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小型经济体而言，贸易更重要，而一般来说，大型经济体的贸易占GDP的比重都比较低。

三、大国经济与面向2035年的大国战略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中国迈向发展新阶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将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而改变对外关系。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加州大学教授戴维·莱克早在2008年即指出，“中国大多数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对他国的影响都可以用开放经济政治学（OEP）来解释……不过，中国的崛起的确凸显了OEP研究在国际市场力量与规模收益递增这两个假设上的局限。”

莱克所强调的“国际市场力量”即是“大国经济”效应，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之所以喜欢用“小国经济”，原因之一是不太赞赏政府干预，而事实上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很多时候是由政治和政策决定的。至于规模经济效应，其实正是罗默开创的“内生增长模型”所含有的，也是对索洛模型的突破。按照罗默模型的预计，“大国经济”天然具有创新优势。

未来15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将从目前的27%上升至50%左右。与美国始终处于收入最高位置所执行的对外政策不同，中国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外交政策，至少在如下五个方面将形成自己的特点。

第一，内政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两者的分离性将增强。“大国经济”模型显示，在高度开放水平下，政治边疆和经济边疆是一致的，经济利益到了哪里，政治利益就需要走到哪里。不过，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施“干预内政”，而是通过“政策沟通”捍卫海外利益。并且，中国的开放主要仍然是促进国内的发展，而不只是专注、单方面侧重于国际目标，完全不顾及国内层面的考虑。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转向国内层面，这种政策将发生显著变化，国内和国际的分离也会进一步显现。不过，毕竟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国内需求和国际政策分离的程度还是有限的。

第二，中国生产和消费并重的特色将影响对外关系中的身份定位。中国虽然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但并不纯然依靠消费。中国也很重视生产，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仍处于低收入阶段。我们不能完全像美国那样，充分利用国内消费能力去构建与相对低收入国家的关系。由于要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种身份特征，反映在对外关系领域，则表明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高收入国家。

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存在更大的上升空间。由于中国的人均GDP总体上仍不高，因而在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开展经贸活动时，比较优势原理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影响是比较弱的。虽然中国也利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实施开放战略，但当时是基于“小国经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的效应将大于基于比较优势获得的利益。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美国小，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推行比较优势的一个政策后果是，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价值链发展的阶段。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锁定在某一个产业链位置的潜在能力，也就不容易招致政治上的攻击，因而我们才可以强调伙伴关系和“结伴不结盟”。“十四五”规划相应地调整了中国的外交布局，首次将“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放在“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之前。

第四，经贸的模式和规则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一方面，中国（国有）资本的利息回报可以更低、时间更长，融资规则可能改善得更快，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有力的融资。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不大，因而传统的基于利息差距的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出现。从中国方面来说，转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意味着技术的重要性远超过资本，对资本的需求是下降的，中国市场的资本并不能产生很高的回报率，较低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市场的开放性和对资源品的出口更加重要，如果能够获得中国市场，那么资本与出口收益的结合，就能创造发展能力。

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支撑。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发展阶段与高收入阶层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后者更加重视价值观的作用。在从1万美元迈向2万美元的时代、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再翻一番的阶段，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力会体现在诸多方面，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从排序上看，“发展”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本文摘自《外交评论》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