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在刚结束的康沃尔峰会上承诺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进一步增强了碳中和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新兴话语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个国家和地区做出碳中和承诺，而这些碳中和目标的设定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化。

这种地域差异可以追溯到近30年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格局与路径中。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明显划分标准来界定各参与者的角色。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全球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奠定了各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基本构架。该议定书不仅长期塑造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援助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各国制定本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手段和话语权建构，一定程度上倒逼欧洲国家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国家和区域减排交易机制等方式来履行减排义务，并在气候治理话语权方面占据上风。

随着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以及《京都议定书》承诺期到期后部分发达国家试图全面修改该议定书以逃避历史责任，基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治理共识逐渐瓦解，气变领域的国际博弈加剧。碳中和倡议正是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变革下提出的，短时间内就有多个国家出台相应目标，碳中和目标也在迅速成为新阶段全球气候治理的入场券。

碳中和目标角逐的背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较量。虽然各国碳中和实现方案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技术等方面各有侧重，但总的来看，加快部署零碳解决方案以及加大零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将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战略方向。技术方面，退煤、新能源发展、碳捕获技术、技术转型、通过立法约束和构建碳排放交易市场提高排放成本成为主要手段。

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时间节点和大多数国家相近，但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欧美国家这一过渡期平均在50年—70年之间，而中国只有30年。但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做出相关承诺。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在产业结构、经济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相比发达国家将会力度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各国碳中和目标带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地域性，但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面并未改变。虽然G7峰会传出对抗中国的杂音，但仍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法德会后也都发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经贸等领域与中国一起努力的呼声。长期来看，国际气候合作也仍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我国将在减排技术、标准、话语体系等多个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与合作，适应并融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全球气候治理新场域。

（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