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以下观点不代表下述学者各自所在机构观点）

鉴于中美博弈加剧和欧洲通过实施“印太战略”以加强在亚太和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各领域介入，中国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并为进一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建构更好地缘政治环境。

同时，鉴于中欧关系发展目前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各股“寒流”——从相互制裁到人权和疫情问题争端，到经贸领域出台一系列降低对华依赖等影响中国利益的法案，中欧在双边层面的发展正遭遇“瓶颈”。在此情景下，中欧关系可否从与第三方和多边合作中找到新的出路？

考虑到在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一大片广袤地理空间中，存在一众独立的中小国家，它们并不明显依赖某一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同盟，彼此具有迥异的国家利益、宗教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挑战，我们可称此地区为亚欧“碎片地带”。亚欧“碎片地带”包括从阿富汗往西和往北的位于西亚、北非、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国家及摩尔多瓦。亚欧“碎片地带”地理上是连接中欧的通道，但也因其多样性、某些不稳定和相对落后而成为阻碍中欧交流的鸿沟。

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我国战略发展新的空间和推进中欧关系向前发展，真正打通贯通中西的21世纪“新丝绸之路”，中欧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在“碎片地带”开展合作？其合作会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又如何照顾其他域外大国的利益？该如何维护和促进亚欧“碎片地带”诸多国家的利益？

为此，“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就上述问题，特邀复旦大学部分从事中东、北非、西亚和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并形成共识如下：

一、当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情况下，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已成为大国相互较量、彼此竞争和开展合作的出发点。中欧之间广袤的亚欧“碎片地带”是世界主要大国较量场所。美国、俄罗斯、欧盟都对该地区实施不同政策，进行不同介入。如欧盟制定了“睦邻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美国主要以双边方式实现在该地区军事存在，俄罗斯依赖传统影响力和制定“欧亚经济联盟”多边平台发挥影响力，等等。故亚欧“碎片地带”已然是大国竞争场所，但该“碎片地带”各国基本未形成与任何大国的政治与军事联盟。

二、中国为改善目前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打通21世纪“新丝绸之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促进“碎片地带”稳定与繁荣，改变大国在“碎片地带”地缘政治恶性竞争局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中欧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应推动中欧在亚欧“碎片地带”进行广泛合作。

三、中欧就“碎片地带”合作需循序渐进，从经贸、人文等“低政治”领域合作入手，总结现有中欧在第三方成功的零星合作经验，以点带面。同时，中欧在该地区开展合作时应充分关注和考虑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在该地区的既存利益，应尊重该地区主权独立，应以促进该地区稳定与繁荣为重要目的。

以下为各自具体观点（排名不分先后）。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亚欧“碎片地带”是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竞争重要地区，也是全球“碎片地带”主要和最大组成部分，它与除美国外的构成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相连接。因此，亚欧“碎片地带”实际上关乎世界稳定和繁荣，影响大国关系基本面貌和走向。谁走进和深入发展与该地带关系，谁就能取得对国际关系重大事项的议事能力和发言权。谁能促进和发展该地带繁荣和稳定，谁就能引领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潮流，成为国际社会领导力量。

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及美国关注焦点转移至“印太”地区，亚欧“碎片地带”成为国际社会有待加强各项治理主要地区之一。有鉴于此，中国应加强参与“碎片地带”事务。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舒缓延展空间主要在亚欧“碎片地带”，若要改善我国严峻的地缘政治局面，就应在亚欧“碎片地带”投入更多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介入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并尊重俄罗斯、美国、欧盟乃至土耳其的主要关切与既存利益，共同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不作为传统意义的地缘政治角逐力量介入该地带。

是故，我国可通过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通过加强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合作，在促进“互联互通”、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三方面下功夫，实现中欧超越双边的在第三方广泛合作。为此，我国可能需改革中欧间固有合作机制及多边框架平台，以适应超越双边的、在亚欧“碎片地带”与第三方开展合作的需要。同时，我国也需更积极介入该地带地区事务的处理，联合主要国际力量共同推动国际安全等公共产品建设，以促进该地区稳定，为打造21世纪“新丝绸之路”繁荣的坦途奠定基础。

李安风（Andrea Ghiselli）（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中欧关系已达到其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之一。如今，它们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和国家合作相当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欧洲政治家和专家认为，双边关系被太多的关键问题所困扰，比如欧洲对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不满，双方还存在价值观冲突。如这些问题不首先得到解决，欧洲就很难考虑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

同时，欧洲对内部和对世界的看法正经历深刻变化。在内部存在三个问题——与英国的关系、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作用、后民粹主义时代意大利的演变，这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欧洲未来的身份。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将发挥重要作用。过去，与中国的合作有助于欧盟获得相对于欧盟成员国的自主权。如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可能会达到同样效果，从而进一步巩固欧洲目前将中国看作竞争对手。同时，欧洲对美国拜登当选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欧洲国家是否以及如何计划在亚洲开展活动。

必须强调的是，一些国家正日益意识到中国在欧洲周边的存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当中有人强调，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令人担忧，尽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更令人担忧。

不过双边关系不太可能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和欧洲并没有真正威胁到对方的领土完整，经济关系也依然稳固。虽然商业利益不再是中欧关系的驱动力，但它们仍然是双方关系中一股强大力量。毕竟欧盟必须照顾到其成员的经济繁荣，而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

因此，如果双方想进行在第三方的合作，首先必须确保这种合作不损害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例如，虽然欧洲人可能会欣赏中国在解决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争端及支持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行动，但这无助于中国发展与土耳其或俄罗斯的关系。

马斌（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认识亚欧地区问题，特别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亚欧地缘政治问题很容易陷入两个认知陷阱：一是简单套用殖民主义时代地缘政治概念陷阱。19世纪和20世纪初，亚欧大陆曾是欧洲殖民帝国纵横捭阖的主要疆场之一，“心脏地带”等一系列著名的地缘政治概念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成为指导当时的战略家、决策者以及理论家观察国际事务的重要理念。但冷战结束至今亚欧地区事务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要求当代学者用更新的概念、理论来讨论地理因素作用。二是过于强调大国角色而忽略中小国家的能动性。亚欧大陆存在一大批所谓“中小国家”，但它们在文化、宗教、结构等方面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独特地位，域外大国不能将这些国家组成的地区视作能“为所欲为”的后花园。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发展一再证明，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受到大国制约的同时，也有极强的政策自主性，能够通过大量手段撬动地区乃至国际事务。

基于以上两点看待中欧在亚欧大陆这一地理上的“中间地带”的“合作-竞争-冲突”三环关系时，以下四点需特别强调：

第一，中国、欧盟与美国、俄罗斯等都是能对该地区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外部行为体。但中国与其他三大主体相比，无论是影响的性质，还是发挥影响的途径，都有重大区别，这既能带来中欧在这一“中间地带”更多的合作机遇，也会带来双方矛盾甚至冲突。以阿富汗事务为例，随着美国及北约军队撤出，中欧在阿富汗稳定与发展领域的共同利益点将为双方合作提供机遇，但双方也会因价值规范和政策方式等差异而围绕阿富汗事务产生更多摩擦，甚至冲突。

第二，亚欧大陆“中间地带”是中欧关系“外围”，双方关系的主体与根基在“内部”，即立足各自地理辖区事务的双边关系，而不是聚焦第三方的双边关系。尽管在“中间地带”的竞合对双方都很重要，但依然是双边关系“内部事务”的延伸与补充。中欧在“中间地带”的竞合应服务和服从于中欧双边关系和各自“内部事务”的需要。

第三，与中国相比，欧盟在参与“中间地带”事务时有更多可利用的手段和可借助的第三方力量。尽管中国在这一地带的参与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较为密切的经济参与，但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或投资优势不等于这些地区国家会对中国形成“经济依赖”。

第四，“中间地带”处于动荡中的中小国家具有积极谋划，构建对本国有利的对外关系格局的能动性。多元平衡、结盟、中立是亚欧大陆中小国家在后冷战时代运用多年的政策。而那些国内较稳定的中小国家与中国、欧盟的外交战略相对比较成熟，其国际角色定位很难因中欧一方政策变化而变化。比如中亚国家对中国战略定位一直比较稳定，大多能采取以我为主，多方参与的对外政策。

综上所述，中欧作为亚欧大陆两端最大经济体，双方在参与“中间地带”事务时各具优势。中欧处理在“中间地带”相关问题时，观念的更新、开放的心态、积极的作为都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