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都有几千年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未停止。当今世界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西方之间却仍有很多隔阂、误解和矛盾。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如何与世界对话，进一步加强文明互鉴？法国汉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梅谦立（Thierry Meynard）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写过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或论文，比如《欧洲传教士文献里的中国》《晚明中西伦理学的相遇》《论语在欧洲的首译》等。在您看来，是什么使中华文明与世界产生了共鸣，进而互鉴？

梅谦立：始于中国西汉时期与古罗马帝国间的古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最早窗口之一。但当时的交流并不是人员的直接交流，人员往来较少，更多是货物的流通，商人把中国的丝绸、茶叶、铜铁器、瓷器等带到中亚，再传到罗马帝国，西方的皮货、药材、香料等传到东方，从而间接地进行了文化交流。

十三世纪有不少欧洲人来到东方，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到过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北京的前身），但当时的交流范围和影响不是特别大。

中国与西方较大规模的交流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葡萄牙人率领商船队抵达澳门，传教士接踵而至，进入中国内地，由此开启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那时迄今都未中断。

那个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迎来了文化思想的开放。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是传教士利玛窦，他于1582年（万历十年）抵达澳门，在广东待了10余年，为适应中国环境，他穿上了袈裟，但其间传教并不成功。1595年利玛窦去了江西南昌，在那里生活3年并改穿儒服，与当地士大夫交往，不再从宗教层面灌输，而是从文化方面进行交流，利玛窦逐渐从传教士变成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利玛窦用了很长时间理解中国文化。1601年，利玛窦来到北京，继续结交士大夫，在增进中国文化学识的同时，开始传播基督教，同时编撰书籍，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在此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开始融合。比如，最初利玛窦不许中国基督徒祭祀、祭祖，认为这与基督教义发生冲突。但他深知如果不解决此矛盾，就无法在中国扎根。1605年，他改变主意，开始允许中国基督徒祭祀。这是非常大的转变。此后中国人也渐渐改变了态度。在此过程中，利玛窦逐步了解中国文化，西方宗教开始与中国文化融合，这个故事很有意义。

中国与西方间的交流非常复杂。既有空间维度，又有时间维度，今天我们看中西方间的文化交流，必须要有这样的视野。中西方间的交流有一个从邂逅、到认识、到加深了解的过程。

资料图：游客参观利玛窦主题展览。中新社发 黄耀辉 摄

中新社记者：您曾在去年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岳麓高峰论坛上表示，“中西文化的相遇还在初步阶段”。为何如此评价？

梅谦立：确实，中西方文化都有几千年历史，但它们比较深入的交流只有四百年，其中真正频繁交流只有150年，这意味着中西文化的相遇还在初步阶段。

我们不能否定过去的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中西之间的理解仍比较肤浅，相信未来中西文明会有更深入的交流和互鉴。

虽然中西方之间现在碰到一些挑战，但我依然乐观认为，双方会克服这些困难，通过对话、交流、沟通，互相有更深刻的理解。今天我们不能放弃对话，必须保持开放心态，创造沟通的新渠道。只有开放的文明才有更好的将来。

资料图：身着汉服的女孩在公园赏花。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担任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之后，在您作为汉学家的视角看来，“西学东渐”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那么“东学西渐”对欧洲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梅谦立：“西学东渐”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方面。中国古代教育偏向理论教学，读“四书五经”等古书。西学让中国教育更现代化、国际化，教育更加具体，有了细分学科，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一批教会女校，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其次，西学还影响了中国的“个人主义”信念，从民国时期到现在，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个人的主体性和社会价值，其中推动女性解放，更使中国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而“中学西传”在欧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6世纪开始，很多商人从欧洲来到亚洲做生意，和传教士一起来到中国，除去物质原因，我想西方当时也渴望理解不同的文明。在传教过程中，他们发现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利玛窦等传教士非常认同中国文化，写了很多描述中国的书，在欧洲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力。

欧洲第一次认识到文明的多元主义。欧洲原本把自己当成文明中心，通过传教士的报告和书籍，他们发现在东方还有中华文明，后来逐渐接纳和理解世界上有好几个文明。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世纪到17世纪，欧洲官员大都通过贵族世袭制或金钱买卖而得来。克鲁兹、利玛窦、曾德昭等传教士发现中国有比较完整的管理模式和公平的考试制度，他们把中国科举制度介绍到西方，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物，这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很重要的元素。

此外，英语中有些词汇也源于中国，比如“mandarin”一词虽源自葡萄牙语“mandarim”，但“mandarim”是葡萄牙语创造的词，用以指明清时期“官员、士大夫”，也指“中国官话”。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开始传播到欧洲。西班牙传教士罗明坚在1590年第一次将《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翻译成西班牙文，呈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表明中国不是一个野蛮民族，有很早的文明，并以此反对西班牙从菲律宾马尼拉派军队征服中国。

后来陆续有很多中国古代典籍在欧洲被翻译出版，对欧洲人研究中国文化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欧洲也受到关注，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出版。中国国画、书法、服饰等艺术在欧洲也有很多人喜爱。

资料图：外国青年演奏中国民乐，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中新社记者 张宇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