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复旦欧洲观察”是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组织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旨在通过不定期自发交流，就中欧关系、欧洲政治和对外关系重要事件、欧洲问题研究重要学术发展动态等发表各自观点，形成一定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供广大社会人士、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参考。

2021年3月22日，欧盟制裁中国4名个体和1个实体，3月23日，中国进行反击，对欧洲10名人员和4个实体进行制裁，引发中欧关系震荡。中欧关系是否到了根本性转变关键时期？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前景会怎样？中欧经贸关系是否会因人权领域冲突而遭受严重影响？中欧俄三边关系将如何发展？……围绕这些问题，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为平台，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中青年学者进行了一次交流和讨论，形成观点如下。

大家共同认为：欧洲此次对华制裁是近30多年来的首次，严重冲击和损害现有中欧关系正常发展，而中国反制裁是中欧1975年建交以来首次，反映了中国对欧政策发生深刻和重大变化。从此次事件中，我们可窥见中欧关系范式或发展模式正发生深刻转变，中欧双方各自看待对方的出发点、目标和处理方式已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今后，中欧相互制裁与反制裁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双方针对对方的制裁对象也可能从个人和机构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和高科技领域。在当前背景下，我国对欧政策可能需重新审视欧盟（欧洲）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处理中欧关系的方式。以下为具体观点。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尽管目前欧盟对华制裁力度不算大，却是欧盟在面对中国和处理中欧关系时，将在人权领域态度趋于强硬的风向标。它反映出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如俄罗斯、利比亚、缅甸等）来体现欧盟价值观的所谓优势地位，体现其战略自主性，扭转对华依赖加深态势，并以此增进欧盟成员国之间团结。欧盟今后对华政策会将经济、人权、安全和高科技事务各自分开处理，比如经贸领域该加强联系的加强联系，该脱钩的脱钩，人权领域对华该强势处理的就强势处理，主动实行“政经分离”策略趋势明显。在此问题上，我国不应简单视欧洲为平衡美国霸权的可信赖力量，也不能笼统将欧洲视作“全面战略伙伴”。面对欧洲对华“政经”分离策略，我国应全力维护自身利益，无需委曲求全，该强硬就强硬，该合作就合作，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明确竞争领域、可合作领域与冲突性领域及各自政策。

张晓通（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一切似乎发生的都很突然。欧盟方面的制裁决定和中国方面的迅速反制，将中欧关系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看来这次中欧要掰掰手腕了。历史似曾相识，30多年前的1989年，也是一个3月，欧委会副主席安德里森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还认为欧中关系前景乐观，并提出在1989年4月3日举行的中欧经贸联委会上与中方协商制定扩大贸易的方针。但这次中欧经贸混委会最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欧委会拒绝接纳时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前往布鲁塞尔。经贸与人权被挂起了钩！直到1994年以后才脱钩。30多年后的今天，中欧就投资协定达成了政治共识，中欧经贸本来前途光明，但欧盟的制裁给这一切蒙上了阴影，欧洲议会以中方解除制裁作为讨论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提条件。历史周期律啊！我们要如何才能摆脱？

马斌（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受国际格局变化与疫情影响，中欧关系近两年一直在不断调整。刚刚发生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集中表现出双方行为模式的变化，即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更强调基本原则重要，核心价值至上。与欧盟制裁相比，中国针对性的反制裁给国际社会及国际舆论的震撼更大，这标志着中国对欧政策工具篮子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对欧盟而言，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使它在对外交往中更突出人权、民主等价值观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强化身份和巩固一体化根基，因此，它对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的制裁与对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具有相似性。但是，就欧盟对俄制裁政策而言，很难讲达到了预期目标。客观地看，制裁仅是欧盟对俄政策整体的一部分，欧盟在通过制裁“宣誓”其立场和态度的同时，不仅与美国及其他盟友协调合作，而且还在诸多领域和问题上同俄罗斯保持沟通与合作。这种政策复杂性能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新时期的欧盟对华政策提供启示。

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欧盟此次对华实施的所谓人权制裁，看上去很突然，但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来看，也并不意外。第一，人权和价值观问题正在回归欧盟对外政策和中欧关系的核心。在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欧盟近年来内外交困，战略焦虑明显。人权成为欧盟在内部促进团结和向外部施加影响力的突破口。第二，在人权外交上，欧盟开始由对话转向对抗。人权问题是中国政治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过去中欧一直采取双边对话的形式作为处理人权问题的工具，但欧盟一直被批评在人权上太软，全球人权制裁机制让欧盟在人权领域有了“牙齿”，在涉疆问题上动用人权制裁机制则标志着欧盟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由对话转向对抗的开始，给中欧政治关系的健康发展制造了又一障碍。第三，欧盟仍然不希望人权制裁影响中欧合作大局。尽管欧洲议会要求把人权与中欧经贸关系挂钩，但欧盟委员会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仍然希望让“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

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我对中欧关系的前景并不十分悲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无论中欧关系还是中美关系，正朝着一种新常态变化，中外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欧盟对中国的制裁以及中国的反制裁正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其实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现。从欧美一边看，中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作为既存霸权的美国和既存主导力量的欧洲，不希望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长，但是自身的治理能力在下降、制度有效性也在下降，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对中国的挑战。拜登政府上台后，修正特朗普的联盟政策，美欧协调强化，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协调，也给欧盟内部的反华力量提供了机会。我们要适应这种挑战。从中国一边看，面对外部的外交挑战，更加强调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更有实力、底气和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世界一下子不适应了，要求中国打不还手是旧式思维。但是，第一，中欧在更广泛的领域还有共同利益，中欧相互有合作需要，某些领域欧洲更需要中国的合作，欧洲的“战略自主”有利于维护国际战略平衡，所以对欧政策要区别于对美政策。第二，大家要适应新常态，就是斗争和合作并存。第三，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有硬的一手，还要有软的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