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28日太平洋论坛第6期“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中国：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的考察”。主讲嘉宾王立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与谈嘉宾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立诚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

以下为王立新教授的发言。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太平洋论坛与大家交流。今年是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个人非常尊敬汪熙先生，我的教学和研究也从汪熙先生的论著中获益颇多，特别是他关于早期中美关系的论述。汪熙先生最有影响的论文就是1979年发表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在这篇论文中，汪熙先生提出要重新考察中美关系，特别是要重新评价“门户开放”政策。

41年后的今天我来做这个讲座，也是为了向汪熙先生表达敬意。另外，今年也是“门户开放”政策提出120周年，特别是在当前的中美关系背景下重新审视“门户开放”政策，我觉得是有特殊意义的。今天，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崛起究竟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安全与利益？当时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崛起的？是否欢迎作为新兴强国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展其影响力？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制造业实力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已经超过或者是接近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的总和。所以那个时期，无论是美国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都认识到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因此美国也试图扩大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向海外投射它的力量。

1898年，古巴革命的爆发以及西班牙对古巴的镇压为美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打败了老牌欧洲帝国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加入到当时在世界盛行的帝国主义运动中去，成为“帝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占领菲律宾使美国成为远东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占领菲律宾，美国的影响不会有这么大。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离中国非常近，离日本也很近，是美国踏上亚洲大陆，特别是进入中国市场的踏脚石。美国当时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美国重量级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00年曾说：在三年前，如果美国就亚太地区提出任何政策倡议，其他列强不会在乎，只会耸耸肩一笑了之，但是现在，列强再也不能无视美国的存在。在洛奇看来，列强之所以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给予积极回应，至少没有公开反对这一政策，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占领菲律宾，列强“面对的是马尼拉的主人”。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美国的崛起与其他帝国的崛起没有什么两样，也试图进行扩张，与欧洲列强一样追求在海外占领殖民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作为一支新崛起的力量，也有新的地方。在美国国内，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和统治菲律宾，兴起了强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者在全美范围内组织了“反帝国主义同盟”，通过集会、发表宣言、请愿和抗议等形式，反对美国兼并菲律宾，反对美国在海外占领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理由千差万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美国占领菲律宾与美国的立国基础相矛盾。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自治原则（self-government），即合法的统治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没有获得菲律宾人的同意和授权而对它进行统治，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原则。

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终未能成功阻止美国占领菲律宾，但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抑制美国继续在海外进行领土扩张的强大力量。此外，由于在镇压菲律宾人反抗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精英逐渐意识到，占领海外殖民地、建立“有形帝国”以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方式是得不偿失的。美国兼并菲律宾既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高潮，同时也是终点。

由此看出，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外交效仿欧洲，反对美国外交“欧洲化”，提出美国应该运用美国的力量，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来重构国际秩序，取代欧洲的旧秩序。大体上在一战结束前后，威尔逊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其思想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他提出的国际秩序被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谴责欧洲盛行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外交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竞争共同分享市场而不应诉诸武力追求独占性利益。可以看出，威尔逊试图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扩大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旨在建立一个“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而不是有形帝国。大体可以说，19世纪末崛起的美国是“新旧参半之强国”或是“亦新亦旧之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际社会的新型力量。

从1784年“中国皇后”来华到鸦片战争爆发，中美之间只有民间的贸易往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美之间有了官方的关系。费正清形象地将1844-1899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称之为“我也来一份”，即“分取杯羹”政策（“me too” policy），拉铁摩尔将这一时期美国的表现概括为“搭便车的帝国主义（hitchhiking imperialism）”，以区别于英、法、俄、日等国“积极活跃的帝国主义（active imperialism）”。

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其一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它不再满足于搭英国的便车；其二是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出现美国无法继续搭便车、中国大门可能部分向美国关闭的危险。所以，在1899年9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美国驻英、法、德、俄、日等国公使发送电报，让美国公使向所驻国分别发出照会。照会提出两个原则：第一，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第二，要求列强保障美国在各国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有平等的贸易机会，包括：对各国商品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而且关税由清政府征收，在港口税、铁路运费等方面对各国商品一视同仁，这就是所谓的“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原则。这是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内容。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是在1900年，其背景是义和团的兴起并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八国组织“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以解救被围攻的使馆并彻底解决中国的所谓“排外”问题。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如何“处置”中国？是瓜分中国还是要“保全”中国？这已经成为当时国际舆论热议的问题。在这一形势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7月3日指示美国驻欧洲和日本的使节向所驻国政府提交照会。照会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中的两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

如果说，两次“门户开放”照会还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那么在1921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门户开放”成为多边国际条约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国际法意义。会上签署的《九国公约》第一条就认可了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许士）提出的原则，即所谓的“许士四原则”。第一条是对“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的发展；第二条要求列强不得干预中国内政，以使中国逐步建立能够维护秩序和稳定的统一政府；第三条是1899年“贸易机会均等”的发展；第四条则强调各国不得利用中国的内乱追求独占性的特殊利益。

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

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十九世纪在远东（中国）盛行的国际关系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十九世纪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原则，武力被视为打开中国门户和瓜分中国领土的合法手段，各国追求在中国的所谓特权和独占性利益，并任意干涉中国内政。《九国公约》实际上是提出大国在中国要和平竞争，放弃以武力宰割中国和追求独占性利益的做法。《九国公约》与华盛顿会上签署的《四国条约》还提出，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大国间应该协商而不应单干。协商固然有利于列强联合对付中国，但同时大国协商也有助于约束在中国企图追求独占性利益的列强，主要是日本。

大体说来，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三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获取中国市场，这是美国商人最在意和孜孜追求的目标。美国占领菲律宾的动力之一就是菲律宾临近中国，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垫脚石。十九世纪末主张向西班牙宣战和兼并菲律宾的“帝国主义者”，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还是马汉、麦金莱、洛奇，都相信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解决美国商品过剩问题，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第二个目标是要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美国之所以要将其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目标，除了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无法通过占领中国领土获益外，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中国的“完整”是获取中国市场的前提，如果中国被肢解或者被独占，中国的大门可能对美国关闭。第二是安全和战略的考虑，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涉及到远东国际力量的平衡，如果一个强国在独占中国后成为亚洲大陆的霸权国家，菲律宾的安全就无从保障。事实也证明，日本占领中国东部后，菲律宾的安全就岌岌可危。

第三个目标是促进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并进而扶植中国。这一目标在“门户开放”政策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主要是体现在美国一些人士的行动和抱负中，特别是传教士群体对这一目标最为热衷。传教士来华除了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外，还试图传播对中国“基督教化”有利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促进中国所谓的“文明化”和现代化。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是自近代以来处于衰败之中，遭受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欺侮，而美国是个新兴国家，如果这一古老的国家在美国的帮助和扶持之下，能够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一种朴素的支持和帮助弱小国家的心态，反映了传教士身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当然这种心态是居高临下的，对中国人的尊严是一种伤害。而传教士的心态和观念又对美国普通民众产生影响。

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政策和行动与中国的国家安全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毋庸否认，美国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享有条约特权的列强之一，我们过去称美国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但大体上也是符合史实的。这些所谓的“条约权利”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不过，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就承诺不会永久地享有这些特权，将视中国国内的改革情况逐渐放弃这些特权。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压力之下，美国根据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原则，于1925年启动了法权调查，到1931年已经接近达成取消治外法权的协议。后来由于“9·18事变”，谈判被迫搁置，一直到1943年中美新约签订，美国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问题之条约》，美国放弃对中国关税的控制，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权。

第二个例子是民国初年的“二十一条”谈判，相关的史实大家应该很熟悉。日本趁列强陷入欧战无暇东顾之际，提出了几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威胁中方代表不得向报界或者其他国家泄露消息。当然中国方面并没有屈从日本的威胁，每次谈判结束后，顾维钧秘密会见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商讨对策，芮恩施建议顾维钧将消息向外界透露。相关消息被英美报刊披露后引发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对日本构成很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也反对日本的要求。正是在国际舆论和美国等国的压力之下，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的部分要求，特别是对中国主权损害最为严重的第五条。在华盛顿会议上，也是在美国的劝说、协调甚至一定程度的压力之下，日本同意会议期间单独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了巴黎和会遗留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的解决，当然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了“不承认主义”，这是美国政府又一次援引了“门户开放”原则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也再一次说明“门户开放”政策中“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实际上是美国反对日本武力侵华的条约或者国际法的依据，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从“9·18事变”到1938年，美国一直引用《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反对日本侵华。当时的历史史实也表明，日本非常担心各国会依照《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反对日本的侵华行动。

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结盟，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再赘述。太平洋战争后期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在宣言酝酿过程中，是美国说服了英国，甚至是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把日本占据的中国领土，特别是满洲、台湾和澎湖归还给中国。英国最初的态度是坚持三国宣言只应写明日本放弃以前占领的中国领土，而无需明确这些领土的未来归属。正是在美国的说服和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的坚持之下，英国最后同意宣言写明将把这些领土归还给中国。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美国与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总体上来说，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的政策和行动有助于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这一“文明化”当然是打引号的，是充斥着“文明等级”观念和歧视色彩的说法，其蕴含的含义是把中国视为“野蛮”或“半文明”的国家，需要欧洲文明的滋养和教化。传教士也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到中国，除了传播福音外，也要传播西方文明。这种文明等级观念无疑对是中国的歧视，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美国人在所谓“文明化”旗号下开展的一些具体活动，特别是对现代性的传播，是有助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

大家都很熟悉传教士的活动，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各种各样的活动，将西学、现代性的若干元素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从事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关于美国在华投资，特别是大企业的投资，台湾地区的吴翎君教授有专门的研究，并在前几年出版了《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一书。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认为美国在华投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是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掠夺的表现。但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应该能够以比较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近代以来美国在华投资。也就是说，近代美国在华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业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因而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工业能力，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

另外一个方面是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大家对于幼童留美和庚款留学的史实应该都非常熟悉，无需我细谈。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留美学生做出的贡献非常巨大，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在发挥作用。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初的两院院士，有大量是民国时期留美归国的留学生。

那么，以“门户开放”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对于美国自己来说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们回顾史实不难发现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是失败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市场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神话”，并没有变成现实。我刚才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获得中国庞大的市场。但是事实上，（近代）美国对华的出口总额是非常少的。其原因在于中国积贫积弱，民众没有购买力，而且中国长期处于内乱和动荡不安中，加之后来日本侵华，所以无论是美国在华投资，还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其实都是很小的。抗战结束后，美国和中国签订了新的中美商约，美国认为它终于拥有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但是很快中国爆发了内战，国民政府倒台。从5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向美国全面地关闭了门户，完全失去了中国市场。

第二，美国试图通过“门户开放”政策构建远东地区的均势来维护菲律宾的安全，这个目标也没能体现。美国“门户开放”原则，特别是其中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事实上激怒了日本，并逐渐成为日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很多美国学者和美国政治家批评美国在处理与东亚关系时过于偏向中国，其结果就是激怒日本。在20年代日本就将美国视作假想敌，当然日美对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采取“亲华”的政策，但不管怎么说，门户开放政策，特别是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结果就是美日关系的急剧恶化，最终导致美日战争不可避免。

第三，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在华利益和影响力被全面清除。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这也是毛泽东本人的话。司徒雷登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他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还代表着美国从近代以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表明美国在华影响力的终结。所以从美国人的视角看，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最后，我想与大家谈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这个遗产现在还有没有作用？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中有一种“sentimentalism”，有人译为“情感主义”，我将其称之为“感情用事”。美国对华关系确实与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对欧洲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别。美国能够理性、冷静地评估与欧洲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欧洲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但是美国却不能够冷静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这其中充满了情感的色彩。可以说，美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经常是“感情用事”。

那么，为什么美国对华关系充满了情感色彩，经常“感情用事”？这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传教士的作用。从19世纪晚期到民国时期，传教士长期居住在中国，高峰的时候大约有6000多人，每年有数百名传教士回国述职、旅行，并在美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介绍中国的情况，号召美国民众为在华传教事业捐款。

传教士这种日积月累的投入，将对中国命运的关注，注入到美国民众的情感中去，与其它因素一起（包括美国政府的宣传），塑造和培育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特殊情感。杜威对此有过一番评论，他将这种情感称之为“家长式”或者“恩人”的心态。他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特殊情感，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庇护的感情，像父母那样试图培养中国，把中国引导到应该走的道路上，对中国进行家长式的监护和仁慈的庇护。

但是，这种情感对中美关系却带来了负面的后果。正如杜威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这样心态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像自身引以为自豪的那样，真正积极地去做多少实事帮助中国，但是美国人却像父母那样，希望得到中国人的感激。如果得不到感激，就很容易变成愤怒和厌恶，并很快会指责中国忘恩负义。后来事态的发展被杜威不幸所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运动清算美国在华影响，谴责近代以来美国的侵略，而且中美还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快从同情和“恩护”变成愤怒和厌恶。

美国对华政策遗产的最后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美国情结。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直不是把美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或者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对美国寄予了很多的希望，虽然不断地失望。他们希望能够借助美国的帮助或者以美国为样板，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这种心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对乔治·华盛顿的赞扬。1943年7月4日，《华西日报》记者唐徵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唐徵对美国民主和中美两国在患难中建立的友谊大加赞扬，并希望中国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美国的帮助。

美国对华政策留下的遗产，现在还存在吗？我的观察是，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份遗产正在消耗殆尽，特别是美国可能不会再抱有要“扶植”中国、通过美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幻想。这一趋势从新一代中国通就可以看出，新一代的中国通几乎没有像费正清和斯卡拉皮诺等老一代那样对中国的特殊情感，他们是在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不仅不再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相反，已经成为强国，并正在挑战美国的利益和地位，是美国必须加以对付和防范的对象。最近美国的多位高官发表讲话，提出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战略已经彻底失败，美国必须改弦易辙，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和对手。而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和高昂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民主的劣质化和世界范围的“民主衰退”也使美国的“灯塔”形象大为暗淡，中国人的“美国情结”似乎也不复存在。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