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拜登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如不出戏剧性地重大变故，拜登将于2021年1月20 号宣誓就美国总统。那么，拜登政府会调整对华政策吗？

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美国两党的战略共识，不会因白宫易主而改变。因此，中美“战略竞争”仍将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准点。根据拜登的竞选纲领及其团队成员的涉华言论，可以判断拜登政府将在四个方面继续对华施压。首先，在对华政策上积极协调与盟国甚至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华实施“整体压力”。第二，在清晰的政策构架（policy framework）下加强对华政策的协调性。因此，对华政策中必将突出意识形态因素，对外为与盟国的合作提供意识形态“基准点”，对内为整合美国内部利益集团提供价值“原则”。第三，积极协调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甚至会重启被特朗普政府抛弃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TTIP）谈判，并探索加入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进而以反对“国家资本主义”为抓手，对华实施经济压力。第四，调整在亚太/印太的军事部署，推动与盟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与协调，在军事上体现“整体优势”。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会继续恶化。恰恰相反，白宫易主为稳定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

首先，拜登政府在政策取向中必将全方位的“非特朗普化”。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和扩散、疫情控制、贸易政策以及维持金融稳定等方面都会另起炉灶。可以预见，拜登政府将会重新加入巴黎协议、重新考虑（甚至加入）伊核协议、改善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回归世贸组织和特朗普“退群”的其他贸易协议，积极推动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的“讨价还价”。在这些重大政策领域中，中美大有相向而行的空间。

第二，拜登政府必将扬弃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拜登和民主党建制派认为，特朗普给美国带来的“重大伤害”之一，就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领导能力”的大幅下滑。只有回归多边主义，才能有效地恢复美国对盟国体系的“有力领导”，进而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能力”。多边主义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根本原则。尽管拜登政府不会改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但中美两国毕竟与同一个世界紧密相连。坚持多边主义的政策取向，有助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避免碰撞，加强交流与协调。

第三，各国在疫情期间普遍大撒钱，仅美国就先后注资近9万亿美元。大量“热钱”充斥市场，经济却因疫情持续低迷，金融风险大增。如果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将会对中美两国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维护金融稳定是中美的共渡之船。

第四，除了整体政策制定的“非特朗普化”之外，拜登团队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杂乱无章，非但没有取到压制中国的战略效果，反而给美国造成伤害。因此，拜登政府必将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在此过程中，有挑战，但也必然有机遇。

而且，拜登政府执政初期的主要关注点在整合高度分裂的国内政治。这不仅为了维护稳定，也为确保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大选拿下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为拜登政府的“新政”提供立法保障。在对外关系上，拜登政府的初期的重点在协调与盟国——尤其是欧洲——的关系，恢复美国的“领导能力”。因此，在2022年中期大选结束前，拜登政府很难拿出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构架，只能维持现状。这就为调整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2021-2022）。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积极调整，争取“先手”。首先，在环保、核扩散（伊核/朝核）、疫情、维护金融稳定、经贸交流（WTO构架重组）、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方面，积极寻求与拜登政府的交流与合作。第二，应该积极争取恢复中美两国安全和经济战略对话，加强目前两国军队之间已经存在的危机管控机制，推进制度化。第三，应该乐见美欧在多变主义基础上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密切关注美欧（恢复）TIPP谈判的动向，密切关注美欧对俄政策的协调与实施。第四，对发展中日关系摆出积极态度，同时关注拜登政府对日本主导的CPTPP的态度，对必将进行的美日安保条约更新/升级谈判未雨绸缪。第五，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签订，有效管控争端，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第六，对美国“头疼”的领域（阿富汗和中东撤军等）做出积极姿态。

抓住机遇，积极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竞争”中游戏规则的形成与遵守。对中美两个大国而言，一个稳定和有序的“战略竞争”并不可怕，危险的是乱打“王八拳”导致的不确定性。 

（黄靖，北京语言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