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美国的凯南电报、英国的罗伯茨电报和苏联的诺维科夫电报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三份文献。它们凝聚了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相互战略认知，提出了应对对方威胁的战略方针与规划，从而也成为冷战起源的重要标志。

三份电报中，凯南电报无疑最为著名。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为答复财政部有关为什么苏联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询问，起草了一份8000字电报。在电报中，他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等深层问题来揭示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提出美国应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遏制苏联的影响和势力扩张等主张。这份电报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高度重视，责令政府有关部门及驻外使馆官员必须参阅。不久凯南奉召回国，升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并在美国《外交季刊》上以“X先生”名义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全面阐述了遏制思想，正式提出对苏遏制政策。

凯南向国内发电之后，向英国时任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弗兰克·罗伯茨透露了相关内容，并授意他向英国外交部通报要点。英国外交部被凯南电报的分析所震惊,急于知道罗伯茨自己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于是，罗伯茨向英国外交部发出了一系列电报,其中以3月14、17和18日的三份长电最为重要。在电报中，罗伯茨梳理了苏联外交和英苏关系的发展脉络,阐述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根源的认识,进而提出了对苏联威胁的理解以及调整对苏政策的建议。他强调，“要像战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那样来处理英苏关系”，要有政策和战略的密切协同；要确保英联邦、英帝国和那些对英国命运生死攸关的西欧、中东国家保持政治、经济体制的健全；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应纠正以往单方面让步的做法，坚持互惠原则，务必取得回报；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培育与西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当时东西方关系趋向紧张的大背景下，罗伯茨电报的观点被融入英国外交部对苏政策思维，进而对工党政府的对苏政策调整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借助罗伯茨电报，最终说服首相艾德礼接受了对苏联的全面强硬政策。

凯南电报的内容很快就被苏联情报机关所获取。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授意时任驻美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也起草一份类似文件。1946年9月27日，诺维科夫的电报发往莫斯科。它以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帝国主义的论断作为理论基础，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军事战略等作了详细分析，强调“美国外交政策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目标是建立世界霸权”，“美国是以苏联为假想敌来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其走向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诺维科夫电报的内在逻辑与斯大林有关“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战争不可避免论”以及“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理论一脉相承。

传统的冷战史研究认为，冷战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对立和全球战略利益冲突的结果。这种大而化之的判断多了些“历史决定论”的宿命色彩，忽视了复杂细节和不同阶段的耦合性因素。实际上，冷战是由一连串小事件叠加起来而最终引爆的大危机。二战胜利之后苏联与美英在伊朗、土耳其、波兰、捷克、中国、朝鲜等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柏林危机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都不断强化了双方的敌意。

冷战并非是对立双方刻意追求的结果，但双方对于个别事件的过度解读、对对方行动意气用事般的对等报复甚至升级冲突等成为诱发冷战的重要因素。三份电报是冷战起源的标志性文件，同时也是冷战起源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在于固化了相互的敌对认知，并进而指导了后续更加敌对的行动。而在当时，美苏英三国都缺乏审时度势的战略家，打破“冲突发生—对等报复—强化敌视—冲突升级—引发冷战”的闭环。其结果是，二战时的盟国最终不受控制地“滑向”了冷战。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