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建国之初，拉美国家以欧美国家的宪法为蓝本，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成为政治和思想的主流。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拉美国家首先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无论是拉美早期现代化所奉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20世纪西方向拉美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是要求拉美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从属和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给奉行初级产品出口战略的拉美国家以毁灭性打击，拉美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探索非西方的、自主的发展道路。

一、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失效

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思想，认为在中心国家的产品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可避免。1950年，普雷维什系统提出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问题的唯一道路，外围国家应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进口替代战略，强调国家的作用，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20世纪60—70年代，依附论从“中心—外围”思想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的结果。因此，弗兰克、阿明等学者提出同世界市场“脱钩”，制定了外围解放运动的战略，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同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决裂，同社会主义阵营结盟，以实现自身发展。

在实践上，经过殊死斗争，结构主义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主导了拉美现代化进程。进口替代工业化就是通过发展本国工业替代过去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同时对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实行国有化，加强国家的财政能力。通过该战略的实施，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比较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

在政治上，拉美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民众主义政权，主张既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第三条道路”，主要以巴西的瓦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阿根廷的庇隆政权为代表。民众主义政权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一方面主张扩大人民权利和福利，在各阶级间建立“社会和平”；另一方面经常以革命者自居，但在危机出现后又没有能力将改良转变为革命，甚至抛弃群众，与军队和国外反动势力结盟，建立独裁政权。显然，这样的政权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

20世纪70年代，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进行到替代资本货和耐用消费品甚至奢侈品的时候，拉美国家不仅遇到资金上的困难，还有技术上的瓶颈，但未能像亚洲国家那样主动、及时地调整发展战略，直到爆发债务危机。拉美国家没有再创新出自己的发展理论，再次接受了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机会。

二、科学社会主义尚未成为主导

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起步较早。一批欧洲的革命者流亡到拉美，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十月革命后，从1918年阿根廷共产党成立到1943年，拉美国家共建立了20个共产党。巴西共产党一度占领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1932年智利共产党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并在瓦尔帕莱索等11个城市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宣布智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提出了“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提出了解决土地、印第安人以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等问题的方案。

20世纪60年代，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再掀高潮。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主动将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实行全面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拉美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1971年，智利人民团结阵线领导人阿连德通过选举上台，采取全面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由于政府没有注意团结中间阶级，对军队的中立抱有幻想，在1973年被美国支持下的军事政变所推翻，阿连德以身殉职。

这一时期，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人还受到蒲鲁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苏联的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将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未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党内信仰危机严重、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加上急于求成，最终失败。当然，还有根深蒂固的多党制、政党轮替等制度约束和其他各种原因，科学社会主义尚未成为拉美国家探索非西方发展道路的主流。

三、新左翼的21世纪社会主义失去主导权

在新自由主义肆虐的拉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人民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此情况下，拉美新左翼实现群体性崛起，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打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组织 “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指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埋葬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埋葬我们的星球。”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也指出，“让我们利用这次危机，利用资本主义的弱点，创建一种新的更好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新左翼一方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如认为劳动比资本更重要，使用价值比交换价值更重要，重视社会公正，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等；另一方面和传统社会主义又有明显区别，如不主张全面国有化，也不赞成暴力革命，而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改良。

在实践上，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到2016年，巴西、阿根廷等十多个国家的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一些左翼政权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如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现代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等。新左翼注意到要把市场和国家的作用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实现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有些国家还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

新左翼关于替代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探索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再次否定，使拉美国家重新回到自主发展的轨道上来，其理论和实践也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然而，虽然新左翼严厉批判资本主义，但实质上是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批评的主要是政策而非制度，希望用进步的价值观改造资本主义，而不是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新左翼并未根本改变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正因为如此，仍然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左翼政权受到世界大宗商品下跌的严重影响，不少国家的政权出现右转，拉美新左翼已经失去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四、主要问题与前景

纵观拉美国家200年来的发展道路，虽然拉美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全盘西化不可取，但始终未能坚定地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拉美国家每一次的战略转变都是形势所迫、被动的结果，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先是根据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执行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大危机后被迫转向以结构主义为指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债务危机爆发后再次接受西方理论，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道路之不坚定可见一斑。结构主义理论本身也有严重的局限性，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致工农业生产走纯技术变革的路线，不愿意对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生产关系进行深刻变革，幻想脱离国际市场的自身发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拉美发展的各种难题。

拉美共产党人虽然希望进行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因各种原因尚未成为拉美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主流。拉美新左翼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公正的政策，但未能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最主要问题是未能形成符合本国特点、不断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未能形成能够凝聚广泛共识、强大的政党和国家。不断受到威胁的政治稳定和脆弱的政府执行力使得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和战略的选择上既没有执行的坚定性，又缺乏应变的灵活性，多次与现代化的机遇擦肩而过。

拉美国家探索自主发展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自主创新，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其前景具有曲折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拉美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仍有成长和发展的空间，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等非西方道路在缺乏深刻社会变革、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拉美有着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在国际上，美国的合作、容忍还是否决已不像20世纪时那么重要，拉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但仍然也不能排除美国对拉美国家指手画脚甚至干涉的可能性；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正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拓展了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拉美国家对非西方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

（作者：杨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拉美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