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一阵响亮的掌声，身穿格子衬衫、手拿帆布包的莫言，一袭黑色长裙、背着透明挎包的王安忆，与一身黑色西服的陈思和走向相辉堂舞台中央，在蓝紫色星空般梦幻的背景下落座。

今天（5月17日）晚上，复旦大学相辉堂北堂座无虚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来到复旦，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共谈文学与舞台。

该活动开放报名后，不到一分钟名额就被秒光，可谓“一票难求”。傍晚，濛濛细雨中，相辉堂前早已排起长队，参加活动的师生捧着书，怀着热忱，陆续走进会场，共赴与文学大师之约。

用后半生完成一个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我面前这盆牡丹花像假花一样，开得真漂亮，不过我能闻到香气，应该是真花。”莫言的开场白让观众忍俊不禁。

2019年，莫言曾和作家余华、苏童一起参观莎士比亚旧居。站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莫言立下誓言：“我用我的后半生，要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我希望将来人们说我是一个剧作家，这样的话，我就跟余华和苏童这两个小说家区别开来了。”莫言诙谐的讲述让相辉堂内洋溢着笑声。

其实，莫言对戏剧钟情已久，自称“话剧发烧友”。他整个创作生涯的起点，是一部未发表的六幕话剧《离婚》，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二十年后，莫言延续对话剧的热情，创作了《霸王别姬》和《我们的荆轲》两部历史题材的话剧剧本，在国内外均演出过，叫好又叫座。

“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本，在舞台上的演员扮演，这种感觉还是挺幸福的。”莫言从话剧中尝到了甜头，近年创作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等，而他融入茂腔等戏曲元素的小说《檀香刑》也被改编为歌剧。

莫言将于5月底或6月初出版的新书《鳄鱼》，也是一部话剧剧本。14年前，他就开始构思这一剧本，“《鳄鱼》这个题材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觉得我处理的分寸还是把握得比较准确。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它看起来是一个反腐败题材的戏剧，但是我想它的根本还在于写人。我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莫言介绍，这部话剧打破了现实主义话剧的传统，将梦幻的乃至魔幻的一些因素融合进去，具有现代意识。

莫言的小说蜚声国际，而他的话剧也正走向世界舞台，根据长篇小说《蛙》改编的俄语话剧已于今年4月在俄罗斯首演，受到海外观众欢迎。莫言在《蛙》中创造性地采用书信体+话剧的特殊结构，将一部九幕话剧作为全书的结尾，采用朴素的叙述，塑造出一位乡村妇科女医生的形象，彰显对生命的人道关怀。

莫言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也是一个剧作家，像是老舍、萨特等，兼顾小说与戏剧的创作。同时，每一部好的小说里面，实际上都包含着一部甚至几部话剧。

“戏剧，尤其是话剧，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作家的一个必修课，我也认为，我们中国作家要改行写话剧，实际上是‘当行本色’。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小说里面，看家本领是白描，用对话把人物性格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值得发扬的传统。”

写城市抑或农村最终是写人性

“我写剧本，其实是受了莫言的鼓励。”

2001年，在前往瑞典的路途中，王安忆一直听莫言讲话剧《我们的荆轲》的故事，对写话剧跃跃欲试：“莫言都在写了，我还不能写吗？”

然而迄今为止，王安忆还没有写过原创的剧本。2004年，王安忆将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为同名话剧，连续两稿被导演黄蜀芹打回。“话剧跟写小说不一样，写小说可以藏着掖着，让读者有趣回味。我们这个戏台上的东西，要立刻让观众有反应，不要怕夸张。”

看了莫言的最新剧本《鳄鱼》，王安忆产生好奇：“莫言，你怎样处理舞台上有‘鳄鱼’这样的动物？”莫言回答说，一种是用假的鳄鱼，“电子鳄鱼”，另一种则是演员扮演鳄鱼。王安忆赞成由演员扮演，就像英国话剧《战马》，“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由一种材质换成另一种材质。”

“建议最后一场由人扮，因为鳄鱼说话了。”陈思和笑着说。

莫言、王安忆与陈思和，两位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作家与一位文学评论家，是多年的好友。三位老友在复旦重逢，把盏共话，妙语连连，轻松愉悦的氛围令师生沉浸其中。

“在中国，最勤奋的女作家是王安忆。”莫言说，王安忆写作非常勤奋，书桌很小。

王安忆说，莫言作品中的有一种“生物链”，他的世界里有好多的动物，像鳄鱼、蛙、牛、狗。“做梦经常梦到以前放过的牛”，莫言笑谈，在生活中有很多与动物相处的例子，便将这些生活经验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像是民间传说也与动物有关。“农业社会、农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陈思和认为，莫言和王安忆两人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莫言以前的作品多写乡村，这次写了城市生活环境中的作品；王安忆成长于城市，主要的作品场景在上海、在城市，写到乡村就格外出色。“对理论来说，这一些相反的生活经验在创作当中是怎么形成的？”

“写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写人性。如果你对人性不了解，写什么都写不好。”莫言坦言，“只有了解了某一个群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才可以写得深入透彻。其实现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了。”

复旦学生与文学大师对话

“做复旦的学生真幸福！”一位大一新生在抢到本场活动的门票后，他的父亲给陈思和写信说了这句话。

一个半小时的对谈结束后，复旦学子纷纷举手提问。很多人早早想好并写下了问题。

当被问及《鳄鱼》出版之后，近期的写作计划，莫言透露，他会着手创作另一部话剧，“关于一个高密老乡的故事”。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生命的摇篮、精神的寄托，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他早已在诸多作品中将溢满深情的文字植根于高密这片热土。“不过，我的创作计划经常会变。”

“刚刚三位老师提到了这个城市与乡村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城市里，在现在的文学里，我们还能怎么去处理我们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位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提问。

“写你熟悉的、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东西。”莫言建议，锤炼语言，挖掘人物的特殊性，结合自己最强烈的、最真切的感受，不要管乡村和城市，想往哪里写就往哪里写。

面对“选择王安忆哪篇小说进行改编”的提问，莫言选择《向西，向西，向南》。同时他打趣说，“她的小说缺少‘刀枪剑戟’的碰撞，写的都是比较绵密。所以改成电影也不会太好看。”

一位理工科男生则提问了“ChatGPT与文学创作”的热门话题，莫言说，他曾试图用ChatGPT写七律诗等，但发现ChatGPT创作没有感情、没有原创性。

作为复旦大学第十一届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大家谈：文学与舞台”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在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向嘉宾赠送图书馆特藏书籍的环节中落下帷幕。

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11年莫言做了啥？

莫言在与王安忆、陈思和三人对谈前，接受了校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

莫言曾多次来到复旦，最近一次是11年前。他担任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兼职顾问，与复旦学子进行写作方面的交流。莫言参评诺奖的推荐人之一是陈思和教授。十年前的冬天，陈思和也曾陪同莫言赴瑞典领奖，踏上北欧白雪皑皑的土地。

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依然勤勉，“我想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莫言发表短篇小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也涉猎了戏曲、话剧、诗歌等多种体裁。 

“关于文学的思索一直没有停止，写作的任务也会愈加艰巨。因为随着一个作家年龄的增长和作品的增加，创作的难度也构成了一种越来越艰巨的挑战。”莫言坦言，“总之，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回顾40多年的文学创作，莫言有过多次被退稿、拒稿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对文学的热爱，对自身才华的自信，让莫言一路坚持下来，笔耕不辍。“我想，大多数人在实现自己人生奋斗目标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经历很多的挫折，也要吃很多的苦，付出很多的努力。”

自2018年以来，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进行小范围授课，对学生的习作进行具体分析指导。他与青年人的距离总是很近，点进“莫言”的微信公众号，一句“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映入眼帘。

莫言认为，总体来看，我们的大学生还是充满活力，一代人比一代人掌握的学习技能更加成熟，学习的热情也更加高涨，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立体。“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未来是青年的，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地球的未来也是青年的。”

对目前在校的和即将入学的大学生们，莫言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很亲切。“在校园里碰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就内心深处感觉发自内心的一种温暖，很高兴，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