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由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话’高层论坛”在上海社科会堂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

从“五个并存”迈向“三新一高”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权衡教授在研讨中认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正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转换为现在的更加复杂多变，中国应对的是这样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凸显的发展格局。讨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可以从两个问题入手：一是怎么认识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五个并存”：全球化放慢与数字全球化加快并存，贸易保护主义和高标准规则并存，世界经济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干扰交织并存，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不同步并存。二是怎么理解双循环。“三新一高”是指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后立足于高质量发展。“三新”是为了最后这一个“高”，即从原来单一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制约恢复性增长的四个因素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教授认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这个主题很有前瞻性，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识之士就已经预见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前正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后半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恢复已是基本特征。但在这个大背景下，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经济恢复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目前的恢复性增长主要靠什么；可持续性怎样。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很明显，但全球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恢复性增长现在主要依靠的是量化宽松政策、财政刺激政策和刺激消费措施。恢复性增长的可持续性受通胀预期上升、大中小企业严重分化、消费恢复性反弹后劲不足、政府债务等四个因素制约。

从比较优势到大国优势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幼文研究员从当代全球大变局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角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1978年改革后中国经济利用世界经济；1992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接轨世界经济；“入世”之后到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2009年至特朗普上台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特朗普之后，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直到现在。当前我们面临的百年大变局，从经济内涵看，主要集中在七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断裂，二是国际规则重构，三是国家安全原则被滥用，四是公平竞争原则被否定，五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权利被阻挠，六是契约精神被抛弃，七是经济活动不断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今后我们需要的是大国优势理论，依靠规模经济优势、全产业链优势、创新市场支撑优势、外部引力、高端人才优势、制度竞争力优势、数字经济平行发展优势等，寻求下一步发展。

发挥超级经济实体的优势

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干春晖研究员在发言中呼应了张幼文会长的大国优势理论。他认为，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代表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未来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要大国崛起，要产业转型升级，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在产业竞争力方面突破，要通过利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超级经济实体这个因素构建未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新的竞争力。为了使超大规模经济性或者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实体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好，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大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充分使超大规模经济优越性得以体现。

“两个让利”才能促进共同富裕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从共同富裕的角度阐释经济高质量发展。他认为，城市化既能使国民富裕起来，又能减少城乡差距，可能是鱼与熊掌兼得的。当前中国还没有富裕起来，至少在个人层面，尤其在消费层面没有富裕起来。未来要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一靠政府，二靠企业家。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一是企业和国家让利，二是资本对劳动让利。国际局势的变化和逆全球化倒逼国内改革，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没有退路，建议“一保二增三减”：保投资，增加居民收入份额，减少储蓄。

创新区位也是经济要素

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认为， 创新和现代产业需要集群发展。现代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密切相关，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从世界范围或者一个大国看，这就是创新区位的问题。是不是各个地方都可以形成创新集群？答案是否定的。创新需要各种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比如人才、资本、基础设施、创新生态，包括金融等。

重视大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与安全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社科院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立行研究员在自由交流环节，分析了当前讨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需要认真思考的四个问题：一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二是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三是共同富裕是均等富裕还是差别富裕；四是安全与发展、开放与风险、创新与稳定、公平与效率四大结构性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