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暴露了一个深度互联的世界的严重脆弱性。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贫富或科技水平如何，都无法单独应对这场危机。

疫情的影响导致上个月的联合国大会在特殊情况下举行，各国元首“虚拟”参加了会议，而不是前往纽约。今年聚会的独特性提醒我们，战胜冠病威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国际合作、透明行事以及遵守共同的规则和条例。

疫情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来袭，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论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的废墟上诞生，它体现了战后领导人的决心，即必须让子孙后代免受他们所目睹的那种苦难。

在中东和其他冲突地区，联合国及其多边合作原则在寻找能保障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长期、可持续解决方案方面，依然不可或缺。国际法原则是我们全球秩序的基石，为我们在面对全球挑战时捍卫权利和行使权力，提供了重要框架。

我们在以巴冲突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该冲突几乎持续了和联合国历史一样长的时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以巴两国人民分别建国的两国方案，该方案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2334号等决议，并以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1967年前边界为基础，分别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色列最近与两个海湾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建立外交关系，是一项我本人希望有助于克服长达数十年的隔阂与不信任状态的重大政治进展。但我依然相信，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唯一途径，是促使各方达成能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提供和平、公正、尊严和安全的持久的两国解决方案。民众不可剥夺的权利，永远不应被其他人所交换。

1945年，许多人希望各国终于从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用《联合国宪章》的话说，创建该机构是为了“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为实现全球繁荣和民主寻求和平与包容之路。自那以后成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公约和机构的网络还远远不够完善。然而，70多年来，它坚定地支持世界各国对和平、安全、人权、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追求。

为彰显上述传统，由曼德拉创立的独立的全球领导人团体元老会（本人有幸担任其副主席），最近发表了一份捍卫多边主义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呼吁今天的领导人采取五项行动：重新承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授权联合国履行其在和平与安全方面采取集体行动的任务；强化医疗体系，以抗击冠病和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雄心，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动员各方支持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有国家都必须认识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而它最终是符合各方利益的。联合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往往是因为成员国，尤其是但不限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履行其职责。当各国将狭隘的国家利益置于共同的优先事项之上时，每个人都会成为输家。

毋庸置疑，今年7月，我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2532号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呼吁全球停火，以避免在疫情背景下引发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首次提出这一倡议时，我也强烈支持。然而，看到长达数月的宝贵时间，被浪费在对文本细节的争论上，令我感到非常失望。

面对血腥冲突和前所未有的疫情，还在为决议条文的语义争执不休，向全球公众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息。除了直接的健康影响外，此次危机的经济后果将是长期和严重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许多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将感受到连锁反应。现在不是采取外交强硬手段的时候。

自那时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我们可能会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和南苏丹等受灾严重的国家，可能有多达60万儿童死于饥荒和营养不良。

冠病危机沉重地提醒我们，人类所共有的纽带和脆弱性。如果我们不能以全新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行动，来应对这场疫情和其他共同威胁，我们就会使病毒受害者蒙羞，并辜负创立联合国的先辈在我们身上所寄予的希望。

（潘基文，全球领导人团体元老会（The Elders）副主席，曾任联合国秘书长及韩国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