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如森: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与交融
2021年11月19日  |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  阅读量:9620

表 1 显示,至 1930 年,除青海、宁夏、陕西、贵州外,中国多数省份都有了一到多个外贸商埠,使此前平行并存的陆、海“丝绸之路”得以在此交汇与交融。只是由于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的不同,使得各个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进程,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其中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沿海口岸集群及其腹地最为快捷,而西北、西南边疆口岸及其腹地则相对迟缓。

( 一) 珠三角与华南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率先交汇

中国陆、海“丝绸之路”交汇最早也最充分的,是近代粤、港口岸引领下的珠三角与华南地区。其中广州( 番禺) 长期作为当地外贸首位度最高的商埠,早在魏晋时期就超越徐闻、合浦、日南港,成为岭南的海上对外贸易中心。北宋开宝四年( 971 年) ,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岭南外贸;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清政府又在东南沿海设立四大海关,其中就包括设在广州的粤海关。

然而,新航路开辟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商人,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对弱小民族的殖民掠夺方式来开拓海外市场,面对东方“天朝上国”也恶习不改,“都希望征服这块异教土地,如同希望靠商业牟利一样,他们都毫无顾忌地使用大炮与刀剑”,结果批逆龙鳞,使“一向对这一贸易采取宽容态度的中国政府,逐渐地对这一贸易发生恶感,一步一步地对它进行控制了”; 故自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 始,清廷便将广州限定为“欧洲人被允许贸易的唯一地方。沿着北方疆界对俄罗斯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干扰,就是对日本及亚洲其它地区利用船舶而进行的大量贸易,也未加限制”。然而欧洲毕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和最大市场,中国内地若出口物资到欧洲,“以及经由广州输往这些地区的进口货物,多须长途跋涉,方能抵达销售地点”,从而强化了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外贸口岸的地位。同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商人也到广州贸易,夯实了中国陆、海 “丝绸之路”率先在此交汇的历史地理基础。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广州原来由“十三行”垄断辖理外贸的“公行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外国领事裁判、中外协定关税、西方海关制度管理下的近代“自由贸易”。此后,“外商可以由他自己的意愿,同任何人按照互相同意的价格自由进行买卖,雇用他的私人的买办和仆役,以及教师来教中文而不受拘束,按照合理的条件购置或租用房屋、事务所、货栈”。由于新制度更有利于世界市场一体化需求和中外贸易发展,所以此后 10 年之间,广州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仍然超过上海而继续担任中西贸易的领头羊。不过,“五口通商”毕竟打破了广州原有的外贸垄断地位,使中国更多通商口岸直接加入到中西贸易的行列中来。同时,被英国割占的香港也经过悉心经营,很快把包括广州在内的华南地区深度卷入到了欧美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轨道中,广东、广西、云南等华南地区乃至闽台、上海、天津等地的对外进出口贸易,也都对香港这个自由口岸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到 1860 年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了。从此,粤、港共同成 为华南地区 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

( 二) 长三角与长江流域陆海“丝绸之路”的快速交汇
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稍晚但却甚快的地区,是上海、宁波、汉口等口岸引领下的长三角与长江流域。上海原为苏州府通江达海的外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 1292 年) 才由镇设县。清初虽设立江海关,但它在全国四大海关中的税收额度和所占比重却最少,在江苏五个地方税关中的税收额度和所占比重也最少。直到 1843 年据中英《南京条约》重新对欧美市场开放后,其襟江带海的区位优势和市场潜能才被激活,1846 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经由上海的出口量超过广州; 1852 年茶叶经由上海的出口量同样超越广州,主要进口品棉纱、棉布经由上海的进口量也超过广州; 1853 年后,上海跃升为中国大陆对欧美贸易的最大口岸( 香港除外) 。对东洋贸易方面,1864 年,中国对日贸易的 93%从上海进口,95%从上海出口; 直到 1894 年,上海仍占全国对日贸易总值的 8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对日贸易口岸。此后直到 1930 年代,上海仍占全国外贸总值的 40—50%,为中国大陆( 香港除外) 最大的外贸口岸。
同时,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又将长江沿岸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辟为商埠;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再开放宜昌、芜湖,并将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定为客货停泊站;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更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使长江干、支流地区都与上海建立了直接的外贸联系,交织成长江流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网络。另外,上海还利用其外贸中转地位,间接强化了与环渤海口岸及其“三北”腹地的外贸联系。
( 三) 陆海“丝绸之路”在环渤海与“三北”地区的广泛交汇
东部沿海三区中,以天津、营口、烟台、大连、青岛等口岸引领下的环渤海与“三北”地区,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最为迟缓。因为时至清代中期,华北经济的内陆性特征还很浓厚,沿海性特征尚未显现。陆上“丝绸之路”方面,清廷虽开放了尼布楚和恰克图两个边贸口岸,却限定了中俄陆路贸易的规模。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清初虽设置了四大海关但却皆远离京师;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恢复了欧美商人“五口通商”的自由,但却未答应其开放天津和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图谋。结果,使得海上“丝绸之路”仍然与环渤海直接无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环渤海地区先后开放了天津、牛庄、登州、胶州、大连、威海卫、海州等 39个对外贸易商埠,陆、海“丝绸之路”才得以在这些口岸及其广阔的“三北”腹地相交汇。其中,天津辐射下的经济腹地,包括华北大部、东北西部、西北东部、内外蒙古地区,直接统领郑县( 今河南郑州) 、阳曲( 今山西太原) 、西安、张家口、包头 5个二级外贸市场; 而华北东部的对外贸易,则为以青岛为中心,以烟台、济南、海州为二级市场的外贸网络所涵盖。大连作为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外贸中心,则统领着营口、长春、安东 3 个二级外贸市场,从而构成环渤海近代进出口贸易网络的北部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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