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海内外学界的积极响应，相关论述从概念厘定到内涵分析、从时间溯源到空间延展、从过程复原到要素整合，无不广为涉猎; 只是由于各自学科背景和立场方法的差异，结果造成了彼此观点认同的困难。凡此种种，正反映出深化该课题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事实上，不管“丝绸之路”概念最早由谁提出，商品是否以丝绸为主，贸易规模是大是小，运输线路是陆路还是海路，主要从业者是华人还是洋人，物质与文化交流何为主次? 都无法否认“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通道的基本物质和交通内涵。故而笔者认为，只有抛开因立场方法不同而产生的无谓争执，采用科学严谨的实证方法，全面厘清“丝绸之路”的物质内涵、时空进程与影响因素，才能有助于深化学术研究和现实关切。

一、中国古代陆上和海上对外贸易商路的平行并存

以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随着人类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工艺流程和产品类型各异的农、牧、 工、商等基础产业，造就出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培育出社会需求迥别的市场。所以从远古开始，人们就通过短途和长途贸易将商品的潜在价值变成现实财富，以维系经济链条的往复循环。其中，绵亘于中国和世界市场间的陆上和海上外贸商路———“丝绸之路”，即为中外经贸活动关联互动的重要物质和交通纽带。

学界研究表明，早在张骞西域“凿空”前，中国通往西亚和南亚的陆上商路就已出现，汉代至隋唐又有新的发展。只是安史之乱以至宋辽分裂，才使东部农耕区的经济重心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江南，西北陆上外贸商路才以不同路线和主

体延续下来，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中国毕竟既是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也是濒临太平洋的沿海国家，其绵长海岸和众多良港使得丝绸等商品“早在公元前就分陆、海两路向外传布”; 再经唐宋以至元明，东北方向输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方向输往东南亚、西亚和欧洲的海上商路都得到延展，“并发展到吕宋乃至拉丁美洲进行丝绸贸易，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极盛时期”。然而一直到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两大纽带的陆、海“丝绸之路”，虽然时间上得以并存，但是空间上却并未交叉。因为“七至十六世纪之间，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阿拉伯人。由海路而来的阿拉伯人，以中国的沿海城市———广州、宁波、温州为目的地; 由陆路而来的阿拉伯人，则常常停留在当时中国西北的主要贸易中心———兰州”。

而从 16 世纪至 19 世纪早期，中国丝绸和棉布由海路输往日本和欧洲的数量就更多了，其中1819 年，输往欧美的棉布超过了三百万匹，其他年份也多在数十万匹至二百万匹; 18 世纪末，输向俄罗斯的棉布占到俄国商品进口总值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北大西洋各国船队相继闯入太平洋，使其航海贸易受到剧烈震荡，并给太平洋沿岸各国带来了灾难动荡，也有挑战和良机”。清政府也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设立了闽( 厦门) 、粤( 广州) 、浙( 宁 波) 、江( 上海) 四大海关，掌管中国对东洋、南洋和西洋的海外贸易，使中国与欧洲等国的海上贸易发生了更多接触和碰撞。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 后，清政府为防止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佛林德( James Flint，中文名字洪任辉) 擅自北上天津、上书皇帝等僭越事件的再次发生，仅限广州一口在“十三行”统辖下对西洋通商; 同时强化对中俄陆路口岸尼布楚( 1689 年后) 和恰克图( 1728 年 后) 边境贸易的管理，限定其入京商队路线、人 数、周期，还“常常以关闭恰克图贸易作为外交手段”。正是受到这些机构和制度的制约，使得1840 年前的中外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虽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仍处于平行并存的相对隔绝状态。比如 1806 年，俄国曾派出两艘商船从海上来到广州，试图步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英国、法国、美国、瑞典、丹麦、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秘鲁、墨西哥、智利等国商船之后尘， “出售货物并装走船货。但是立刻奉到北京的命令说，俄国既享有陆地边境上的贸易特权，就不能再利用海路，所有该国船只不得参加广州商馆的贸易”。

二、开埠通商与中国陆海“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福 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被迫重新对欧美开放，标志着中国近代被动开放时代的到来。此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又被迫开放了更多“约开商埠”( Treaty Port) 和“自开商埠”( Trade Port) 。到 1930 年，一级外贸商埠总数达 115 个，其中约开82 个，自开 33 个。自此，原来只有广州一口才能对欧美通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彼此隔绝的

“朝贡贸易体制”，被欧美所标榜的“自由贸易体制”、以及签约列强均可自行获得“中国可能许给任何别国的一切特权”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所涤荡，陆、海两大“丝绸之路”得以在众多通商口岸及其经济腹地全面交汇，开启了中国对外贸

易的新时代。比如此前只能从事陆上边境贸易的中俄商人，在 1862 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 后，不仅能经由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等陆路口岸深入中国或俄国境内经商，而且也可利用沿海口岸进行水陆联运贸易了。以中俄茶叶贸易为例，俄商既能够到汉口、福州等地直接采购茶叶并建砖茶厂，同时还另行开辟了汉口—福州—马六甲—黑海线、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线、汉口—福州—海参崴—莫斯科线、汉口—兰州—新疆—中亚线 4 条贩茶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