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民间精英的实业救国行动

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融，无论是进出口贸易发展还是市场化工业转型成效，都离不开民间精英身体力行的拼搏进取精神和实业救国行动。他们既有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洋行买办、店商老板、华侨投资人、新式银行家、工厂企业主等商业领袖和现代企业家，也包括直接投身海外市场的华侨商人。

国内商业领袖的贡献，体现在他们能够适应时代需求，实现了传统商业从组织方式到经营内容的外向化转型。以原本垄断北方票号生意、中俄茶叶贸易、蒙古旅蒙商贸易的晋商商帮为例，他们在天津开埠之初，就利用其传统商业网络，积极参与天津与腹地间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的运销业务; 或者将进口洋杂货“以船只上溯子牙河而运至小范镇。在小范装入每辆可载 20 包之大车，尔后沿陆路西向运往获鹿县城”，再由骡子或骆驼驮运到太谷县; 或者把运往蒙古草原的商货，“先由水路运至京郊之通州，后以骡子或骆驼再行 150 英里，而达于地际南蒙之张家口”，再深入牧区零售。再如杨柳青商帮，很早就通过“赶大营”方式，将天津进口洋货和日用品运销给收复新疆的清朝军队和西北人民。他们开辟的南部商路，沿旧有驿道出河北，过山东、河南，穿陕甘，入新疆，以大车和驮运为主; 中部商路由天津向西，经张家口、归化、阿拉善蒙古草原抵达新疆古城、迪化，以骆驼驮运为主( 民国年间东段有京绥铁路) ; 北部商路沿京奉、东清铁路北上满洲里，西乘俄国西伯利亚火车、南转阿尔泰支线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再东由塔城入新疆。杨柳青商帮作为新疆最大商帮，既贩运内地京广杂货和天津洋货入疆，也在当地市场间调剂商品余缺，经营皮毛、药材对俄国的出口和俄国进口工业品的销售，同活跃在这里的陕西、甘肃、湖南、四川等地商人一起，在北方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交融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此外，海外华侨作为中外进出口贸易的桥梁，人数众多，足遍全球，其工作毅力和实业救国精神不逊于国内同胞。以大阪华侨为例，“其势力与商业未足与南洋媲美，然川口贸易往往足以左右日本( 对华) 市场，其潜势力之浓厚，与夫刻苦自励百折不回之精神，实有足多者”。1927 年前后，大阪从事中日贸易的华侨有 1200 余人， “以棉纱、棉布、杂货商人居多数，其次则为转运公司、代理保险业、旅馆业等，余均为公司职员及商店员”。地域上属于南帮商业公所之商号约 30 家，上海人占大部分，汉口、宁波人次之; 属于北帮公所之商号 282 家，天津人为主，哈尔滨、辽宁人次之，营口、青岛、芝罘、长春、珲春、济南、安 东、金州、东宁、北平人又次之。他们除从事常规性进出口业务外，还利用交易闲暇，大约每年或两年回国 1 次，“一为结算账目，二则观察国内市场状况，并征求总店今后经营之方针”，纽带作用极为显著。

( 三) 国际市场的多元与畅通

“新航路”开辟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全球主导经济产业和世界市场格局的主动权最先掌握在欧美列强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不得不卷入其中，长期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进而影响到中国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汇与交融的速度、质量和成效。

1870 年前的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对象国是英国和英属印度，进口比重常占 80%至 90%，出口比重常占 60%至 70%; 后因远洋航运和电信事业发展，中国对欧洲直接贸易扩大，对英国本土贸易才减少了。英国对世界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的垄断，突显了香港和上海的外贸中转地位，阻碍了包括环渤海在内的中国其它区域直接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多元化。

20 世纪初年前后，国际形势和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在中国外贸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日本和美国的占比则不断上升，中国外部的国际市场格局开始被迫趋向多元化。出口方面，1870—1888 年间，日本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为 2—3%，1889—1893 年也不过 6—8%; 但在1895 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1905 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1910 年吞并朝鲜半岛后，日本遂强势挤占了西方在华的传统优势，1914 年前占到中国总出口比 重 的 10—20%; 1915—1930 年 达 到20—30%。进口方面，1870—1894 年，日本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为 1．96—6．37%; 1895—1912 年上升到 8—18%; 1913—1931 年再升至 20—30%， 第 7 期 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与交融使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和比重，均跃升到首位。到 1931 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比1871 年增长了 224 倍，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比1871 年增长了 155 倍，60 年间中日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了 182 倍，日本成为中国仅次于英国的第二进口贸易国，中国也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进口贸易国。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趋势也与日本相似，1910 年前，它在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中的比重占 6—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也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加快对华贸易，1914 年输华货物总值为 3600 万元，1915 年增至 5300 万 元，1920 年更达 19300 万元，8 年增加了 4 倍多。同时，中国输美货物总值也于 1827—1928 年达到14000 万元，使美国对华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五分之一，在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中低于日本和香港，而超过英国居于第三位。

由表 3 可知，在经历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剧变后，原本在近代世界贸易和对华贸易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及受其殖民统治的印度和香港逐渐滑落; 而借由“脱亚入欧”与“门户开放”政策大肆扩张的日本和美国，则快速成长为左右世界市场环境和对华贸易进程的新列强。这些虽然都属于新老列强争夺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的斗争过程和结果，但是毕竟也在客观上使得中国的国际市场格局更加多元，进出口贸易渠道更加畅通，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与交融更加广泛和深刻。

总之，经过晚清以来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扩张，中国被迫通过开埠通商和陆、 海“丝绸之路”的交汇与交融，被动卷入到经济外向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之中。尽管从短期贸易数据看，近代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分量从来没有达到百分之二”，但作为“一种经济的革命”，它却深刻全面地影响和改变着“明日的中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兼任复旦大学长三角港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