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影响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融的主要因素

中国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融的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时空发展过程复杂曲折，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国家政策、民间精英、国际市场等层面。

( 一) 国家政策的对外开放程度

在古代时期，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的差异，常成为制约各国传统产业面貌的主导因素; 进入近代后，各国经贸政策对外开放的程度，则直接影响该国经济外向化与工业化的水平。就中国而言，传统农牧业文明固然一向发达，3—13 世纪的科技水平曾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东方各国更是视其为的指路明灯。但自 18 世纪开始，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却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工业文明，成为全球经贸发展的新地标，各国均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向其看齐。到 19 世纪中期，一方面是急于得到工业原料和海外市场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需要中国人出售的东西，甚于中国人需要西方人出售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历史悠久和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产物，他们不需要向任何其它国家购买价值一个辨士的货物”。而迫使中西双方由对立趋向弥合的契合点，却是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相关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多通商口岸的开放、传统经济向市场化工业经济的转型。结 果，不仅中华文明的原有信徒日本“脱亚入欧”，就连中国自身也展开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正是由于国家政策层面对外开放程度的显著增强，才全方位加速了陆、海“丝绸之路”的近代交融和经济外向化。

从不含对俄贸易数据的图 2 可知，开埠通商后国家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契合，把中国广大地区的传统产业日益卷入到对外贸易( 间接工业化) 和实业救国( 直接工业化) 的轨道上。作为外向型经济龙头的沿海口岸和地区，如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由 1895 年的 168839947海关两增加到 1931 年的 1344803490 海关两，36年间增长了 7 倍; 长江流域其他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由 1895 年 的 6849187 海关两增加到1931 年的 540502461 海关两，36 年间增长了 78 倍，占全国( 不含对俄贸易) 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比重，由 2.1%上升到 13．7%，明显提升了陆、海“丝绸之路”近代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外向化与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