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环渤海还通过内固外联的方式，强化同邻近地区的外贸联系，以拓展陆、海“丝绸之路”经由环渤海交汇的范围和力度。其向西北地区外贸联动的结果，是将以兰州、古城( 今新疆奇台) 、库伦( 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为区域中心的 3 个二级外贸市场，纳入到了天津统领下的环渤海陆、海“丝绸之路”网络之中; 到1925 年，天津对外输出的羊毛，“青海、甘肃居其五成，山陕居其成半，蒙古居其二成半，直鲁约居一成”。

环渤海往东北方向的外贸联动，主要沿铁路由长春向北，同以哈尔滨为中心，以齐齐哈尔、呼伦为二级市场的外贸网络相对接，顺东清铁路向东西两侧铺开，并受海参崴海港的节制。然而，海参崴虽将东北北部农林矿产品集中输往俄国，却很少将其工业品输入中国，故反倒让由大连输入的日本货主导了东北北部市场，结果强化了其与以大连为尾闾的环渤海外贸网络的密切联动。

环渤海往东南方向的外贸联动，是以充当上海外贸支线港的中转贸易形式体现的。直到19 世纪末期，天津、营口、烟台对上海贸易中转的依赖都很强，经由上海转入的洋货最低占三口洋货进口总值的 51%，最高竟达 92%; 土货进出口方面，历年经由上海中转的也占到了半数以上。

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由沿边口岸向内陆腹地的外贸辐射过程，与东南、东北沿海口岸由东向西辐射的程度和效果相比，明显缓弱很多。但毕竟也从整体上共同拓展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的地域范围与外贸规模。

三、陆海“丝绸之路”交融与中国经济的外向化和工业化

口岸开放与陆、海“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促进了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网络结构的交融与完善，使引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的欧美现代工业产品和生产方式，得以通过众多通商口岸登陆并向内陆腹地辐射，进而在同国际市场

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中，将中国传统农、牧、 工、商业纳入到近代市场化工业发展的轨道，初步实现了整个经济产业的外向化与工业化转型。

( 一) “丝绸之路”交融对中国经济外向化的促进

陆、海“丝绸之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边到内陆的渐次交汇与交融，加速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转型，促进了陆上和海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近代北方最大外贸口岸天津为例，如果以其 1874 年进出口贸易总值 20560549 海关两为指数 100，那么该数值在 1891 年就翻了 1 番，达到 202; 1899 年又在 1891 年基础上再翻 1 番，达到 427; 1918 年

在此基础上再翻 1 番，达到 759; 1927 年又在此基础上再翻 1 番，达到1606; 最高的 1931 年指数为1723，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354184894 海关两，比1874 年增长了 16 倍多。再以华北东部沿海商埠青岛为例，如果以其1902 年进出口贸易总值13130598 海关两为指数 100，那么 1905 年该指数就翻了 1 番，达到了 202; 1912 年又在 1905 年基础上再翻 1 番，达到 441; 1930 年在此基础上再翻1 番，达到 820; 最高的 1931 年指数为 929，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121932262 海关两，比 1902 年增长了 8 倍多。而东北南部最大口岸大连，海陆运输发达，贸易额常居全国第二位，次于上海而与天津互为上下。三大外贸网络的关联与互动，又构筑起以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两翼的环渤海陆、海“丝绸之路”外贸网络。与此同时，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及其腹地的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

表2显示，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近代对外贸易均有显著进步。1928 年的出口总值和 1868 年相比，60 年间，天津增长了 103 倍，上海增长了 8 倍，广州 增长了5倍，全国口岸增长了13倍。 1928 年的进口总值和 1868 年相比，60 年间，天津增长了97倍，上海增长了10倍，广州增长了5倍，全国口岸增长了 16 倍。这些都是陆、海“丝绸之路”交融的直接成果。

( 二) “丝绸之路”交融对中国经济工业化的促进

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交融，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农牧业经济向近代市场化工业经济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其主要途径之一，是开放通商口岸和完善市场结构，把农牧产品输出到沿海和国际市场，作为机器工业提供生产原料，实现传统产业的间接工业化; 途径之二，是引入沿海或西方国家的机制工业产品、机器设备和经营模式，开办新式工厂，直接进行工业生产加工。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发展的艰辛历程和经验教训，一再深切地表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防、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中国北方由牧猎经济转入农耕经济最迟缓的东北地区，原本主要种植高粱、谷子、玉米等粮食作物。1860 年后受当地 30 个外贸口岸拉动，种植结构快速调整，经济作物大豆从辽河扩种到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1920 年后商品率超过80%，成为东北输往国内其他地区和日本、欧美市场的主要工业原料，提升了东北的间接工业化水平。同时，大豆直接加工业也逐步发展，大 连 1907 年有油坊 18 家，1908 年增至 35 家，1919年再至 82 家; 豆饼产量 1927 年为 4000 万枚，占东北豆饼总产量的 56%，成为东北最大的大豆加工业中心。

华北经济的近代工业化，也勃兴于口岸开放后。其间接工业化的表现，是棉花、麻类、花生、大豆、烤烟等种植比率上升，形成了大面积的外向化经济作物产业区。1920 年后，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最大棉花产区，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54%;其集散中心天津的棉花出口量，绝大多数年份都超过全国棉花出口总额的半数，1931 和 1932 年竟超过 91%。华北出产棉花作为上海和日本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原料，间接实现了华北经济的工业化。华北经济工业化的直接表现之一，是青岛、天津等城市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兴起。1920 年 后，青岛的大型日资棉纱厂，有内外棉、大康、富 士、隆兴、钟渊、宝来，华资的为华新; 天津有裕元、裕大、恒源、北洋、宝成、华新( 天津为总厂，唐山、卫辉、青岛为分厂) ; 榆次有晋华，石家庄有大兴纱厂。直接表现之二，是以青岛、天津机制棉纱为原料的乡村织布工业发展。河北高阳自1906 年从天津购入新式铁轮织机，采用工厂制经营方式，利用机制“洋纱”纺织宽面“洋布”，“在高阳、饶阳和这两处地方半径 50 里以内的无数村庄，共有织布机 15000 架进行织造，每一人家至少有一架织布机，有的人家有四、五架”。山东潍县“利用外来棉纱与当地制造之铁机，于农事清淡之际，从事织制各种布疋。……木机、铁 机 2 种合计不下 6 万张，每年各种出品约有 390万疋，总值在 1090 万元之谱”。山西平遥新式织布工业，也发展为毗连介休、汾阳的织布区，原料为榆次、石家庄、天津纱厂生产的机纱。

地处内陆腹地和边疆的西北牧区，虽开放了13 个通商口岸，但其传统畜牧业的工业化转型，尚主要表现为羊毛、驼毛、皮张、骨头等畜产品对沿海和国际市场输出的间接工业化，直接性畜产品加工业还很薄弱。直到 1930 年代，蒙旗工业“仅系单纯的原始的工艺品而已; 而出品的原料只是就其本身牲畜生产所有，加以人工制造，备为自己的最低生活的需要; 如毛毡及牛乳、羊乳、奶油、奶豆腐、奶酒、奶茶等”。手工技术的地毯编织业，以新疆最好，绥远、陕西次之，甘肃、宁夏最为简陋。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兰州机器织呢局、伊犁皮革厂等 1940 年后才有所起色。陕西的新式工厂，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沿海工业内迁才获得发展的，它们涵盖了钢铁、机器、化 工、建材、印刷、棉毛纺织、制革、制药、火柴、面 粉、酒精、榨油、碾米、打包等领域。

东南沿海地区近代口岸开放最早，传统产业的市场化工业转型也最卓著。上海的早期新式工业，是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 清末以后，中外棉纺织工业、面粉工业、火柴工业等得到快速发展。1920 年后，在上海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形成了沪东工业区、沪西工业区、浦江西岸南市工业区、浦东工业区和闸北工业区五大片区。到 1933 年，上海现代工业的工厂数、工人数、资本和生产净值，都领先于全国其它工业城市; 其中棉纺业产值占全国的37. 68%，棉织业占 49.94%，橡胶制造业占84. 88%，面粉业占41.48%，其余行业有相当一部分接近或超过 50%。在上海、宁波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辐射下，长江下游地区的现代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了以沪宁铁路为轴心的江苏工矿业、以沿海地区为重心的浙江工矿业。

由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组成的华中地区，传统产业向新式工业的转型过程，同样与陆、 海“丝绸之路”交融背景下的进出口贸易和洋务运动发展密不可分。其中转型最快的，是口岸开放最早、洋务运动最烈的湖北武汉地区，“可谓一枝独秀，其他三省鲜有如此高技术产业区”。大体而言，“近代华中地区工业化的最显著成效，体现在钢铁业、矿业和纺织业方面，其次为水泥制造业、各 类 加 工 业( 如砖茶、蛋品 等) ”。但是， “传统形态( 没有或很少机械化) 的手工业大量存在，构成民间经济力量的主干”，换言之，“近代华中地区的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机器生产并存，既有竞争，也有协作”。

西南边疆地区，虽然也开放了 11 个通商口岸，但传统产业的工业化转型却是中国南方最薄弱的。主要表现为通过矿产、生丝、畜产品等对区域外和国际市场的输出，实现了传统产业的间接工业化; 但直接工业生产却很少，“除个别经济部门尝试或成功利用新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外，不得不说的是西南地区的大多数经济行业仍以传统的生产手段为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沿海工业大规模内迁，才为西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因交通条件恶劣，历史欠账太多，“除去一些重工业建设、能源开发和工业中心城市崛起外，广大乡村经济仍发展不足，传统手工业的萎缩并不以新式工业的普遍建立为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