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影响

阿联酋外交政策的调整将对阿联酋发展环境、中小国家对外战略、外交理念、权力关系和“新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阿联酋对冲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国际低油价、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与伊朗、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以色列、土耳其与沙特等地缘政治争夺升级，让阿联酋对其所处的地区环境充满隐忧，该国不得不调整以往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阿联酋实施对冲战略，旨在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即强化国内领导权，维护联邦政府权威，并通过强政府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多元经济，防范两类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一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二是以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在对外政策上，阿联酋与沙特既有联合又有分歧，尤其两国在也门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不仅未能击溃胡塞武装，反而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18年以来，阿联酋和沙特在对伊朗、也门内战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未来，阿联酋会继续在伊朗和沙特之间实施对冲战略，不会充当沙特对抗伊朗的“马前卒”。

从经济角度看，尽管阿联酋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受限于自身体量、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依赖性，阿联酋经济也具有难以克服的脆弱性。2009~2010年，迪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因阿布扎比、沙特等提供紧急援助，才避免了其出现经济衰退。阿联酋通过建立多元平衡，实现增加朋友、减少敌人的目的；通过减少外部财力的消耗和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把自己打造成“海湾地区的以色列”和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枢纽。实施对冲战略，使阿联酋扩大了军事、政治和能源合作“朋友圈”。例如，随着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推进，美国政府也在不断放松对阿联酋的武器交易限制。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批准以56亿美元向阿联酋出售4569辆使用防地雷伏击保护车辆；10月，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计划向阿联酋出售总价约104亿美元的50架“F-35”战斗机。

第二，阿联酋对冲战略产生了辐射效应，越来越多的中东地区中小国家将步阿联酋后尘，由制衡战略转向对冲战略。冷战结束后，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几乎全部实现，但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并没有沿着西方预设的“自由”“民主”的轨道发展。不仅如此，中、俄连续使用否决权，使西方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幻想破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为主的非西方大国登上中东地缘政治的舞台，三国不仅在叙利亚形成政治联姻，而且在其他中东热点问题上也主动出击，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东安全事务的垄断。随着美国的战略收缩与“战略超脱”，非西方大国开始跃跃欲试，战略自主性日益增强，“一超多强”让位于“多极并存”。中东是大国安全博弈的主战场，中东秩序是全球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从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的爆发，到2010年底横扫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剧变，域外大国谋霸与反霸的斗争成为第一组矛盾，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的对抗成为第二组矛盾，上述两组矛盾贯穿始终，成为中东“双重权力平衡”的主要特征。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格局由美国独霸到多强林立，地区强国从战略依附走向战略自主，阿拉伯世界加速碎片化，中东联盟分化组合，阿联酋、伊拉克、苏丹、吉布提等国意识到“制衡威胁”成本高昂，且风险较大，在冲突方之间左右逢源风险更低。在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升级的情况下，一大批中小国家则步阿联酋后尘，在大国之间进行周旋，实施对冲战略。

第三，受阿联酋外交理念调整的影响，中东国家外交普遍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以国家利益优先。冷战结束后，尽管阿拉伯世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差异甚大，但在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统一方面，具有一致性目标。过去十年里，作为中东主体民族的阿拉伯世界普遍面临高人口增长率、高失业率、高物价、货币加速贬值、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尽管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如沙特“2030愿景”和埃及“经济振兴计划”等，但其执行力弱，国家治理能力不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能源需求不旺，加上低油价的困扰，使中东国家的发展雪上加霜，甚至被称赞为“和平绿洲”与“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海合会六国也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2020年海合会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约收缩4.4%，其中由于欧佩克减产协议的签署，2020年的石油总产值约收缩5.3%。面对经济和安全双重挑战，中东国家普遍奉行“以我为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务实政策，淡化意识形态因素。阿联酋打破僵局，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与以色列、沙特等构建“中东科技创新联盟”，助力国家转型，打破了“先巴以和平再阿以和平”的前后顺序，颠覆了“以土地换和平”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等理念。阿联酋对冲战略体现出以本国现实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会带动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媾和。

第四，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使中东地区强国之间出现一个“中间地带”。从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到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正常化，阿拉伯世界的内部问题积重难返，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等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危机潜伏。以色列抓住机会，借助美国的威逼利诱手段，各个击破，与多个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同时，土耳其与以色列却从昔日的准盟友变成今日的竞争对手。埃尔多安政府反对以色列恃强凌弱、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政策，故在叙利亚问题上同以色列最大敌人——伊朗开展合作，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划界问题上与以色列龃龉不断。此外，近年来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也持续恶化。在利比亚，土耳其与埃及、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支持不同的代理人，土耳其成为以色列和上述阿拉伯国家在地中海的“假想敌”。伊朗既反对以色列的地区霸权主义，又反对阿拉伯国家牺牲巴勒斯坦人权益，成为阿、以在海湾地区的“假想敌”。土耳其与伊朗“合纵”，以色列、沙特和埃及“连横”，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准盟友”。未来，在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区大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将出现以阿联酋、伊拉克、苏丹、吉布提、摩洛哥等为代表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些国家不愿意充当地区霸主的“代理人”，而更倾向于在各大力量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充当“第三种力量”。

第五，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新中东”格局的形成。阿拉伯剧变的第一波和第二波解构了原有的地区秩序，集团政治死灰复燃，中东地区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均陷入集体焦虑，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中东国家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国被迫对“不结盟”的内涵加以与时俱进的解读，开始与域外大国、地区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建立特殊关系。在“新中东”格局下，中东国家和阵营加速分化，地区一体化组织阿盟与海合会功能弱化，敌人和盟友关系开始易位。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扬镳，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区的政治秩序和稳定。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埃及、沙特等登上中东地缘博弈的舞台，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战略传播等综合手段整合其国内外各种力量，通过“组合拳”应对不确定性。以阿联酋、伊拉克、苏丹、摩洛哥和吉布提为代表的中小阿拉伯国家面临国内与国际、经济与安全、民主与民生等多重挑战，故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夹缝中左右逢源，积极规避风险，对冲战略也成为这些国家开展多元平衡、维护利益最大化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