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战略：阿联酋外交转型的一个解释框架

阿联酋成立于1971年，是中东地区年轻的国家之一，也是“脆弱”的地区强国。从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体量来看，阿联酋是不折不扣的小国；但从能源储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政治稳定性、经济多元化和科技创新能力来看，阿联酋又是地区强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使阿联酋积累了丰厚的能源财富。

独立后，阿联酋外交政策注重折中、平衡，多以“海合会重要成员”和地区斡旋者的形象出现。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海湾地区频繁爆发的冲突迫使阿联酋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多重威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80~1988年两伊战争（包括1984~1988年油轮战）、1990~1991年海湾危机、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巴林骚乱、2014年阿拉伯联军进攻也门和“伊斯兰国”横空出世、2019年海湾地区油轮遇袭、2020年美国斩首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等事件都发生在海湾地区，对阿联酋构成了严重的安全挑战。

充足的石油美元和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是阿联酋外交的重要资产，是阿联酋以经济为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杠杆。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成为阿联酋外交政策转型的起点，“主动谋划、制衡威胁”成为阿联酋外交攻势的重要特点。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威胁大小受四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实力（敌人实力越强，威胁越大）；进攻性力量（敌人进攻性力量越强，威胁越大）；地缘临近性（敌人在地缘上越临近，威胁越大）；进攻意图（敌人进攻意图越强烈，威胁越大）。在安全威胁面前，主权国家通常有两个选项：制衡（balancing）和追随（bandwagoning），从而形成自主性和依存性两类国家。前者主张制衡霸权国，如伊朗和土耳其；后者主张追随霸权国，如以色列、沙特、埃及和约旦。阿拉伯剧变后，阿联酋一方面追随世界霸权国——美国，另一方面追随地区霸权国——沙特，尤其注重与沙特步调一致、防患于未然。阿联酋积极利用军事和援助两张王牌，以美国—阿联酋联盟（“中东战略联盟”框架下）和沙特—阿联酋联盟（“伊斯兰反恐联盟”框架下）为基础，积极干预地区事务，塑造对阿联酋有利的权力关系。

然而，2018年以来，随着阿拉伯剧变出现第二波浪潮，阿联酋外交政策再次出现了重大调整。首先，阿联酋缓和与“敌国”的关系。尽管伊朗被阿联酋视为最直接的安全威胁，两国存在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屿争端，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阿联酋积极与伊朗改善关系，保持和伊朗的经济合作，建立秘密的政治对话渠道，向伊朗提供医疗援助。其次，与以往依靠军事和经济援助等硬实力不同，阿联酋更加注重依靠外交软实力，如公开表示欢迎也门危机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不再将推翻胡塞政权视为其也门政策的首要任务。再次，阿联酋曾与沙特一道，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该国叙利亚政策的主要目标。鉴于巴沙尔政权已光复境内绝大多数城市和战略要地，阿联酋对其态度也发生改变。2018年，阿联酋宣布重开驻叙利亚大使馆，支持叙利亚重返阿盟，这一系列外交举措标志着阿联酋与叙利亚关系正朝着“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的方向发展。最后，阿联酋更加强调大国平衡，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中、俄等非西方大国开展合作。因此，本文把2018年以来阿联酋这一外交政策新动向归纳为“对冲战略”（hedging strategy）。

“对冲”原本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概念，后拓展至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在金融学领域，“对冲”是一种为应对当前商业活动中未知的不利价格及利率变动所进行的、旨在避免或最小化金融风险的保险政策，是一种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并逐渐完善了“对冲”的理论内涵，霍尔布鲁克·沃金（Holbrook Working）、瓦莱里·扎卡莫林（Valeri Zakamouline）、丰岛由纪（Yuki Toyoshima）等是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

进入21世纪，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对冲”逐步成为区域和国别研究、外交学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的新范畴。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对冲”本质上是由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决定的。政治领导人在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可预测和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很难准确把握国际格局走势，故领导人常常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因此，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对冲战略”系指领导人为规避风险，在相互对立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多面下注，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和冲突当事方，从而使各种风险相互抵消，以维护国家内与外、现实与未来等整体利益的理念、机制与政策总和。“对冲”理论丰富了国家外交行为研究，和制衡、追随及疏远一道，成为研究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视角之一。当“对冲”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命题，体现出国家为应对不确定性而采取避险行为，在防范潜在危险的同时试图抓住可能的收益，避免选边站队或结成铁板一块的战争共同体。

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围绕对冲战略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其背后机理的探讨仍处于探索阶段。首先，奉行对冲战略的国家从实用主义理念出发，趋利避害，对收益和成本进行综合测算，以风险规避为主要偏好；其次，对冲战略的实施必须放在两个冲突方的结构性矛盾下，对冲战略的实施者投资两方，而不像制衡或者追随战略那样只有一个选项；再次，对冲战略不同于“等距离外交”，即它与冲突方之间的亲疏关系并非绝对的、机械的均衡；最后，对冲并不一味地制衡威胁，也并非一味地追逐利益，而是“把鸡蛋放入冲突方的不同篮子里”，根据利益的权重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不管哪一方取得优势都能从中受益。

对冲战略对阿联酋近十年的两次外交政策转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例如，2018年阿拉伯剧变第二波以来，阿联酋在沙特和伊朗阵营对抗中继续站在沙特一边，但同时希望缓和同伊朗的矛盾、避免激怒伊朗；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同时强调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谷巴勒斯坦人土地；在利比亚问题上，阿联酋支持俄罗斯、法国和埃及对抗土耳其，但更希望俄罗斯和埃及冲锋在前；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阿联酋恢复向叙利亚派驻大使，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

2018年以来，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外政策纷纷作出了新一轮重大调整，从其行为模式看，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自主型（伊朗、土耳其等）、依附型（以色列、沙特、埃及、约旦等）和对冲型（阿联酋、苏丹、伊拉克、吉布提、摩洛哥等）。第一类国家制衡霸权国，推行“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第二类国家追随霸权国，推行“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第三类国家试图在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两面下注，推行“多元平衡”（multi-faceted balance）。“多元平衡”是阿联酋“对冲战略”背后的逻辑，前者是本质，后者是现象；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在“多元平衡”理念下，实施者一方面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做加法”），另一方面缓和与冲突方的矛盾（“做减法”），平衡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多元平衡”的实施方不追求制衡单一威胁或追逐单一利益，而从全局出发，综合权衡多元威胁和多元收益。明确的制衡可能激怒目标国家，明确的追随可能使国家丧失战略自主性，而对冲的使用旨在通过保持合作姿态，避免加剧紧张局势或导致与目标国家的冲突。不同时期的阿拉伯地区强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初埃及依靠“制衡战略”维持政治大国地位，保持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10年阿拉伯剧变,沙特通过实行“追随美国的战略”，巩固能源大国地位，并维护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阿联酋则希望通过创新驱动发展释放活力，在“新中东”阶段依靠“对冲战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基础上，把自己打造成“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之岛”，成为推动中东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