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矛盾，阿以平均每隔七年就爆发一次大规模冲突，如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五次中东战争，阿以热战与美苏冷战相互交织。冷战结束后，尽管埃及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中东地区总体上处于“冷和平”；其他广大阿拉伯国家坚持“不和解、不承认、不谈判”的“三不原则”，与以色列长期保持“冷战状态”。阿以矛盾是“旧中东”主要矛盾，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

从二战结束到阿拉伯剧变发生前的中东为“旧中东”，2010年底阿拉伯剧变拉开了新旧中东交替的序幕。在大国关系层面，中东出现了“俄进美退”的格局——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主要军事力量，俄罗斯巩固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军事存在，英国和法国在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巴林和阿曼等国增强军事部署，俄欧填补了美国撤出中东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在地区层面，土耳其实施总统制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交恶，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伊朗开展密切的战略合作。土耳其和伊朗共同高举“维护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大旗。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盟从“碎片化”走向“颗粒化”，巴勒斯坦几乎到了孤军奋战的地步；海合会内部分歧难以弥合，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退出欧佩克。2018年以来，阿拉伯剧变第二波席卷中东多国，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面临双重障碍，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危机，“新中东”格局初见端倪。2020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uhammad bin Zayid Al Nuhayyan）宣布以色列与阿联酋一致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联酋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放弃在阿盟框架下抵制以色列；两国宣布互设大使馆，互开航班，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建交条件，以色列暂停兼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美国考虑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机和“无人机”。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带动了科索沃、巴林、苏丹和摩洛哥步其后尘，进一步撬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旧格局，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四大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东热点问题走向以及域外大国的中东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联酋调整外交政策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同属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同样面临来自地区内外的挑战和压力，为什么阿联酋能实行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阿联酋外交政策的调整将如何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当前中东地区格局调整的生成机理和演变动力，探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新态势。

关于2020年以来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动因，学界主要从3个层面展开——“压服战略”“突围战略”和“遏制战略”。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振经济方面乏善可陈，故不得不实施“压服战略”，通过威逼利诱把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政绩”，以拉高低迷的选情，争取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犹太院外集团的支持。但是，民意测验显示，美国犹太人75%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只有22%的美国犹太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从以色列“突围战略”视角出发，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抓住了阿拉伯剧变后阿盟内部分化的契机，利用阿拉伯国家乱局各个击破、分而治之，取得了连续的外交胜利，摆脱了外交孤立。这种假设很难解释为什么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是阿联酋、巴林和苏丹等国，而先前与以色列关系密切的科威特、沙特和阿曼相对更加谨慎。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从均势的角度出发，认为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把伊朗视为首要安全威胁，土耳其次之，两国构成的威胁超过了以色列，故阿拉伯国家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和土耳其。但是这种冲突分析范式难以解释阿联酋外交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伊朗和阿联酋、土耳其和阿联酋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阿联酋一方面能够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另一方面可同土耳其、伊朗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甚至向伊朗提供抗疫援助。

以上研究成果鲜有从阿联酋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互动的视角，突破内政与外交的藩篱，分析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国内根源及其对地区格局的影响，也很少剖析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背后的综合因素与内在逻辑。本文以阿拉伯剧变十年来阿联酋外交转型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外交战略调整的理念、政策、手段及影响，认为促进阿联酋（以及后来的巴林、苏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从应对外部威胁转向应对内外部经济、社会等综合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导致其外交战略从威胁平衡转向多元平衡，从而在外交上趋利避害、实施对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