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有两个层面——“增加朋友”和“减少敌人”，前者旨在增加外交资源，为国内经济社会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后者旨在减少外交资源消耗。

（一）阿联酋对冲战略的第一维度：增加朋友

美欧一直处于阿联酋外交中的优先位置，中国和俄罗斯是新型合作伙伴，是近年来阿联酋拓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合作对象。自建国之日起，阿联酋先后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2018年以来，阿联酋同时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大国保持军事伙伴、政治伙伴和能源伙伴关系。

第一，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自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阿联酋安全的基石。1994年7月，美国与阿联酋签订共同防务协定，美国据此在阿布扎比的宰夫拉（Al-Dhafra）部署军事基地，并在杰布·阿里（Jebel Ali）部署海军设施，为美国海军提供停靠和补给服务。到21世纪初，美国在宰夫拉的驻军约为1 800人，阿联酋成为首个与北约建立正式合作关系的海湾及阿拉伯国家，并向北约派驻大使。截至2020年8月，美国在该基地有3 500人驻军（另外，法国在宰夫拉军事基地也部署了600官兵），在阿联酋部署了先进的“F-22”战机、“U-2”和“全球鹰”侦察机。阿联酋也成为美国重要的军火买家和防务合作伙伴。

美国还帮助阿联酋发展高科技。2014年7月，阿联酋成立“国家航空局”，与美国开展密切的航空航天合作。2019年9月，阿联酋向国际太空站派出第一名宇航员。2020年7月，阿联酋与美国联合研制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种子岛成功发射升空，这也是中东地区首个火星探测器，标志着阿联酋步入航空大国行列。

同时，美国敦促阿联酋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美国国务院官员称美国政府将致力于促进阿联酋民主、法治、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建设。阿联酋总统兼阿布扎比酋长哈利法和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则强调：西方民主不适合阿联酋政治，因为阿联酋有协商议会（联邦最高委员会和联邦全国委员会），可以发挥参政、议政和执政功能；西方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必然导致阿联酋部落社会的分裂和政治伊斯兰势力掌握权柄。

第二，加强与亚洲大国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如果说阿联酋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是存量，那么它与亚洲大国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则是增量。为平衡美国推动所谓阿联酋民主化的压力，阿联酋在美国与非西方大国之间实施对冲战略，进行全球外交布局，与世界其他大国同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成为阿联酋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阿联酋是印度第十大投资国，阿联酋在印度投资额达18亿美元，2015年8月，莫迪访问阿联酋，两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战略对话机制。2019年，阿联酋和韩国把2009年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除了继续加强在巴拉卡核电站和国防军工方面的合作，双方还把合作领域拓宽到高精尖产业的实质性合作。

阿联酋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70%的中国制造商品先抵达阿联酋迪拜，再进入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大约30万华人在迪拜经商，4 200家中国企业在迪拜从事商业活动。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阿联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2018年7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2019年7月，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习主席国际访问的第一站便选择了阿联酋，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习近平主席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的共同见证下，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与阿联酋核能公司总裁哈马迪在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与阿联酋国务部长、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主席艾赫迈德·阿里·阿尔·沙耶赫签署建设财资及投融资中心合作协议。这是中阿两国企业积极响应习主席提出打造“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国阿拉伯战略伙伴关系”及“中国—阿联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号召，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阿全面战略合作的具体举措，也是双方探索建立“产融”合作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2020年9月，迪拜中国学校成立。这是迪拜第一所中国学制学校，也是中国政府在海外成功创办的第一所全日制学校。

第三，与俄罗斯积极构建能源供应联盟。阿联酋在与美国开展防务合作的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成为其对冲战略的集中体现。在能源政治领域，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等是俄罗斯的天然合作伙伴。在2019年1月1日卡塔尔退出欧佩克之前，欧佩克有14个成员国，其中有8个来自中东地区，占欧佩克石油总产量的83%。据统计，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石油总储量和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60%和50%，天然气总储量和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63%和40%。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占俄罗斯国民收入的50%，占海湾阿拉伯国家国民收入的80%左右。2019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访问阿联酋，两国在能源等领域签订了13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进一步提升了两国在油气领域的伙伴关系。

中、美、俄三国在中东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战略博弈。阿联酋为规避风险，选择与上述三大国同时保持战略关系，通过议题联系分别建立军事、政治和能源合作关系，使大国在中东的张力得以相互消解，对阿联酋的负面影响也能降到最低限度。

（二）阿联酋对冲战略的第二维度：减少敌人

除增加朋友外，阿联酋对冲战略付诸实施的第二个层面是减少地区敌人。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使阿联酋一度陷入紧张。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发生政权更迭，巴林、叙利亚发生严重的街头政治，更是让阿联酋统治高层提高警惕。阿联酋政府未雨绸缪，将叙利亚内战、伊朗插手阿拉伯国家事务、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等均视为安全威胁，并通过培养代理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等，试图塑造有利的权力关系。但阿联酋对外安全战略处处受阻。2018年以来，阿联酋对外用兵和经济援助更加有节制，重新回归冷静与温和，恢复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传统。

第一，在叙利亚问题上，阿联酋从对美国“一边倒”转向“动态平衡”。叙利亚内战爆发初期，阿联酋与美国密切合作，积极支持温和的伊斯兰反政府武装、支持阿盟终止巴沙尔政府的席位。2012年4月，在“叙利亚之友”大会上，阿联酋和其他海合会国家承诺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1 000亿美元的援助。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后，阿联酋与美国合作多次派战机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2018年以来，阿联酋在叙利亚问题上奉行对冲战略，在叙利亚政府与各种反对派力量之间两面下注，向叙利亚重新派驻大使，支持叙利亚重返阿盟，降低对反对派的支持力度，提升了阿联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外交自主性。

第二，在伊朗核问题上，阿联酋从“战略攻势”转向“战略缓和”。2011年，阿拉伯变局向海湾地区蔓延，阿联酋认为伊朗是背后的主要推手，遂同沙特果断采取行动，向巴林派出联合部队，平息巴林的政治骚乱。2013年，海合会设立了联合军事司令部，计划组建10万人的联合部队，试图将海合会打造成“海湾版北约”，干预也门、巴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热点问题。2015年，阿联酋还向巴林和阿曼提供了20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以阻止街头政治在伊朗的推波助澜下向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扩散，进而演变为政权更迭的政治运动。

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订后，阿联酋和沙特一道反对伊朗核协议，认为伊朗以此为掩护，发展弹道导弹，同时为研制核武器争取时间。受伊朗积极推动核计划的刺激，以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决心采取“战略跟进”，沙特、阿联酋和埃及宣布启动各自的民用核能计划，以应对国内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增强海水淡化能力和防范伊朗“拥核崛起”。同年，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阿萨卜部署海军基地，以预防伊朗和土耳其向非洲之角渗透。2015年3月，除阿曼外，其他5个海合会国家发起“决断风暴行动”，出兵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年8月，阿联酋向也门派出3 000名地面部队。

2015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反攻，打死50多名阿联酋士兵，使阿联酋朝野一片震惊。阿联酋在2018年调整思路，向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均发出了积极改善双方关系的信号，伊朗外长扎里夫与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会晤，讨论伊朗将阿布穆萨岛归还阿联酋、换取伊朗开发附近海床的权利等问题。2019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给阿联酋与伊朗贸易造成严重困难。阿联酋与伊朗经贸关系密切，迪拜拥有众多伊朗公司和40多万伊朗商人，阿联酋不愿意看到它与伊朗的贸易受到美国“长臂管辖”的影响，故不主张美国对伊朗实施全方位经济制裁。2019年5月，阿联酋富查伊拉沿岸油轮遇袭，美国指责伊朗是背后黑手，阿联酋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了有限的斡旋外交，并发表声明称：没有证据证明是何种势力策划了此次袭击。2019年8月，阿联酋海军高级将领访问伊朗，讨论促进地区局势降温的机制建设问题。2020年1月，美国用“无人机”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阿联酋不愿意卷入军事冲突中，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进一步体现出阿联酋政府的对冲战略特点。

第三，在对卡塔尔政策上，阿联酋从“立体封锁”转向“适度接触”。阿拉伯剧变后，阿联酋认为什叶派政治伊斯兰力量代表伊朗同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力量代表土耳其、卡塔尔和穆兄会分支机构形成的网络对其安全构成了威胁。阿联酋强调，来自伊朗的威胁是外部的，处于明处；而来自穆兄会及其分支机构的威胁则是内部的，处于暗处。穆兄会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改革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遭取缔，阿拉伯剧变使“改革党”死灰复燃，阿联酋指责卡塔尔利用半岛电视台帮助土耳其传播政治伊斯兰极端思想，有可能颠覆阿联酋国家政权。2014年，阿联酋将穆兄会、“改革党”、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基地”组织多个分支机构等共85个政治组织列为恐怖组织。2014年，埃及军方废黜穆兄会代表——穆尔西政权。2015年，阿联酋发起召开了“埃及经济发展大会”，海湾国家纷纷表示将扩大对埃及塞西政府的援助力度，阿联酋承诺投资140亿美元，占埃及获得外援总额的70%。阿联酋积极向埃及“输血”，大规模投资埃及小麦生产、金融和基础设施产业，支持埃及建设新首都。阿联酋此举一方面增强了对塞西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借用塞西政府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和穆兄会分支机构。

因此，卡塔尔危机的背后是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势力，同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势力的较量。2017年，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一道与卡塔尔断交，要求卡塔尔停止支持穆兄会。在卡塔尔强硬外交路线面前，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的“极限施压”政策乏善可陈，故阿联酋自2018年以来开始采取软化措施，对卡塔尔实施接触政策，阿联酋由对沙特“一边倒”转向在沙特和土耳其之间实施对冲战略。2019年底，沙特和卡塔尔举行高官会谈，阿联酋也释放与卡塔尔改善关系的信号，包括2020年2月与卡塔尔恢复邮政业务；阿联酋和沙特还一致同意卡塔尔国防大臣参加海合会年度安全会议。

第四，在利比亚问题上，阿联酋从“军事介入”到“适度超脱”。2011年，美、英、法对利比亚政府发动空袭，决心推翻卡扎菲政府。阿联酋与北约步调一致，向利比亚海域派出了12架战斗机，彰显阿联酋与西方大国在推翻卡扎菲政权问题上存在共识和共同利益。此后，利比亚沦为“代理人战争”的场所，阿联酋、法国、埃及和俄罗斯支持东部的利比亚国民军，土耳其和卡塔尔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2014年，阿联酋和埃及塞西政府联合对卡塔尔支持的穆兄会在利比亚的分支机构发动空袭。西方媒体称，阿联酋多次违反武器禁运协定，向利比亚交战方——哈夫塔尔将军领导下的利比亚国民军输送武器。2018年以来，土耳其加大对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支持，甚至通过私人安保公司——萨达特（Sadat）向利比亚派出5 000多名参与地面作战的叙利亚雇佣军，并部署数百名土耳其正规军从事防空系统的部署与维护。作为反制，俄罗斯也通过私人安保公司——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向利比亚派出3 000名俄罗斯雇佣兵和2 000名叙利亚雇佣兵，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国民军。埃及站在俄罗斯一边，坚决反对土耳其向利比亚增兵。2020年7月，埃及议会通过决议，允许政府出兵利比亚，并强调不会在利比亚安全问题上坐视不管。2020年11月30日，希腊、塞浦路斯、埃及、法国和阿联酋五国在地中海地区首次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但阿联酋保持低调，否认此次军演针对第三方。鉴于法国与埃及同土耳其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阿联酋开始奉行超脱政策，从“冲突方”变成了“超脱者”，在土耳其与法国和埃及之间“玩平衡”。

第五，在巴以问题上，阿联酋从“阿拉伯整体利益”转向“阿联酋个体利益”。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阿联酋与以色列从未直接交战。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联酋处于英国委任统治之下，不是交战方。阿联酋成立两年后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联酋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利益出发，同沙特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一起，对美国和荷兰两个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同时向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等抵抗以色列的“前线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此后，阿联酋反对召开有以色列代表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也拒绝参加美国发起的中东开发银行。然而，阿联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阿以5次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并无历史记忆，阿联酋与以色列发展关系中历史包袱较少。2007年，阿联酋、沙特、埃及和约旦设立阿拉伯四方会谈机制，阿联酋参与巴以问题的解决，并于当年参加了美国安那波利斯中东和平峰会。2014年1月，阿联酋举办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大会（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以色列基础设施、能源与水资源部长西尔万·沙洛姆（Silvan Shalom）出席会议，体现出双方心照不宣的关系。2018年以来，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速推进。2019年6月，以色列外长伊斯拉尔·卡茨（Yisrael Katz）访问阿布扎比，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向外界释放了重要信号。

以色列和阿联酋都是人口和国土面积小国，同时又是经济强国。2019年，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31位，以色列排第32位，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中东地区遥遥领先，分别成为海湾与东地中海地区的“明珠”。阿联酋国内基础设施发达，商业环境宽松，法律制度健全，是中东地区贸易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阿联酋的全球竞争力指数（Competitiveness Index）居世界第25位，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居第二位，居阿拉伯世界第一位。在该指数的次级指标方面，阿联酋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居全球第一位。2019年，在流入中东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7%的整体形势下，阿联酋因其大规模的油气投资交易而吸引了140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同期增幅近1/3，成为西亚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2019年，阿联酋又设立了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Abu Dhabi Investment Office），以此促进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排名上，阿联酋的排名从2008年的第47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16位。从上述指标来看，阿联酋和以色列一样，都是中东地区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在新冠疫情和低油价双重压力下，阿联酋从国家现实利益需要出发，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旨在通过创新驱动和经济转型，使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分别在东地中海和海湾地区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另外，阿联酋还以调解方身份参与中东以外地区事务，践行对冲战略。在巴尔干地区，阿联酋一直是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重要援助国。一方面，阿联酋大规模投资塞尔维亚航空业、市政建设、军工产业和农业，成为该国最大的投资国；另一方面，阿联酋不顾塞尔维亚政府的反对，积极支持科索沃建国，并于2008年承认科索沃独立，成为第一个承认科索沃主权独立的海湾和阿拉伯国家，也是联合国会员国中第51个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阿联酋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政策体现出阿联酋通过对冲战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冲突方之间左右平衡，并促成2020年以色列同时与塞尔维亚、科索沃改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