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把强化伙伴安全合作嵌入“印太战略”
扩大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属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要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同时落实进攻性现实主义复合目标，原有以西太为战场，以美日、美韩与美澳为主的轴辐体系已经难以胜任，构建超越盟国的诸边安全网络与扩大伙伴范围成为其优先战略选项之一。
作为与中国等量级的大国，美国明确把印度定位为“印太战略”的核心内柱与“关键国家”（lynchpin states），时任助理国务卿帮办黄之瀚称印度为“自由与开放门户印度洋的支架与坚锚”（bookend and anchor）。美国对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定位与战略期待甚至高于其盟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因为印度被认为是唯一与中国海陆地缘权势均有竞争的大国，再加上拥有战略武器，其制衡牵制中国可提升美国进攻性战略的能效。
4.1美印共同战略利益的契合点与差异
虽然印度在战略上强调“自主”，外交上坚持“不结盟政策”，但在后冷战期中印等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它的战略与外交正在向发挥主要大国影响的方向调整。对于“印太战略”构想，印度是积极支持的，但对遏制中国又是有保留的，其主导印度洋的战略目标反映在2004年的《印度海洋学说》和2007年的《自由利用海洋：印度海洋军事战略》中。同时，印度对西太平洋、南海的战略兴趣日益增加，其在2009年《海洋学说》与2015年《确保安全海洋：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中将南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带划入其次要利益区域。
美印的共同战略利益与契合点这几年逐步增多。首先，两国均把印度洋视为核心的战略利益区。印度洋—太平洋海上航线是两国战略物资、货物贸易的主要通道，奥巴马时期两国确立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共同战略愿景，对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建设港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扩大海军活动逐渐产生了战略警戒。“珍珠链战略”即是由美国人发明的概念，挑起了印度战略和防务界的共鸣。其次，两国都自诩为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不同程度上继承着不列颠的海洋文明基因，具有相对的战略信任度。其三，“印太战略”与印度的“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在外交重点与战略目标上有一致性，包括提高海域感知度与印度的海军实力，促进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与能力；拥有更大的制度领导力来遏制印度洋新兴大国的竞争；加快与东盟的外交、经济与军事的一体化；扩大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中国崛起，管控与中国的分歧。其四，美印都希望在印太区域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诸边安全机制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当然，美印战略利益不一致也是明显的。首先，印度在参与“印太战略”过程中将保持其战略灵活性与自主性，双方伙伴关系仍然是处于相互承诺与平行合作阶段，合作程度要视不同议题的重合程度而定。美印对中国所谓“威胁”的共有认知是双方建立更密切与同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它还需要对威胁的本质与紧迫性形成共识，也需要在战略上、经济上与价值观上形成一致的应对手段。其次，印度是一个有全球抱负的地区大国。在“印太战略”四国中，日澳都是美国依附性盟国，在安全行动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印度不希望建立这种不平等的安全关系，也不准备受到安全条约义务的约束。它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它同中国的关系也是根据其自身的战略需要与利益来定位，避免成为美国的“棋子”，不接受与美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其三，对于“印太战略”如何优先反映本国的战略利益，双方也有差异。印度认为，西印度洋是印太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次区域，但美国的“印太”概念却没有涵盖这一区域。美国支持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而印度认为印度洋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太平洋。第四，印度对美国借机过度扩大在印度洋的战略空间存有疑虑。今后美国若与毛里求斯达成防务协定，重新租借迪戈加西亚基地，将削弱印在毛里求斯的主导性影响。第五，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包括保持与伊朗密切的经贸关系，抵制美国的《敌对国家制裁法案》(CAATSA)的制裁压力，继续把与俄罗斯的军备合作关系置于优先的战略地位。
4.2美印战略合作与机制建设的进展
美印战略与防务合作在奥巴马时期就出现了实质性突破，在特朗普时期，双方累积性的合作逐步纳入“印太战略”之中。
（1）印度与美日澳共同组建了以中国为心照不宣目标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并正式举行了部长级对话。（2）美印加强在南亚、孟加拉湾问题上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美有意引导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抵制。为配合印度的领导作用，美国以观察员或对话伙伴国身份参与了本地区的一系列多边组织活动，包括“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等。（3）东南亚是美印双方合作的利益交汇区，美国积极拉拢东盟等国与印度在安全领域的对接。（4）美已将印度列为亚洲第三个战略贸易授权（STA—1）名单国家（另两个是日本与韩国），表明印度已被美国定位为准盟国，美可向印度销售包括民用太空、海上防务领域的高科技产品。（5）美印两国建立了50多个双边政府间对话机制，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合作的协定，包括《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共享加密军事情报的协议》《通信兼容性与安全协议》等。根据美印2012年启动的国防科技与贸易计划(DTTI)，成立了数个联合工作组，包括落实《航空母舰数据共享信息交换协定》，美同意由通用公司为印度的航母建造电磁发射系统 (EMLAS)，为印度海军未来的航母配置关键的电磁飞机发射系统。这些协议将允许印度和美国军方使用对方的后勤设施，允许印军使用美国装备上的高端加密通信设施。2019年美印两国外长和防长“2+2”对话期间签署了《工业安全附件》（ISA），将允许美国公司与印度私营公司分享敏感的专有防务技术，两国军事合作达到一个新高度。
除此之外，美印两军的机制化与协同合作也在加强。印度驻巴林武官被任命兼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代表，印度还希望美军中央司令部、非洲司令部被纳入美国的泛印度洋战略中。美国期望双方能够在日常竞争、危机、冲突方面进行协同行动。为此，双方除原有的小规模双边军事演习（如“瓦吉拉·普拉哈尔”、三边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外，2019年首次举行了三军联合军演“老虎凯旋”（Tiger Triumph），还扩大了海上感知领域、海洋海事信息共享以及应对非传统威胁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2019年以来，美国以其先进军事装备与工业技术为诱惑，加大了对印度的战略捆绑力度，印度也顺水推舟地利用美国这种战略迫切性，在不改变其战略自主性的前提下，扩大与提升双方战略、战术合作。如双方成立了航空母舰技术合作联合工作组；美国BAE系统公司、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军火公司正在与一些印度公司合作进行国防科技与贸易计划项目合作。美国希望提升印度压制中国力量的能力，准备提供超音速反舰导弹，远程情报、监控与侦察系统，柴油电动攻击潜艇；改善从印巴边界到中印边界的运输设施；出售更多战斗机；协助印度扩大对电子战、网络战与反太空系统装备的投入。在2020年中印两军边界对峙期间，美国为印度提供了众多情报，包括高清卫星图像，中国军队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武器装备、人员部署和其他数据。
战略合作最直观参照系就是对印出口军事装备水平与数量，美国已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对印出口武器的国家。2013—2018年，美国对印武器出口增加了五倍，占印度武器进口额的15%，俄罗斯在印度市场所占份额从76%降至58%。2020年特朗普访问印度时承诺向印出口MH-60“罗密欧”反潜反舰多用途直升机，AH-64E“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今后还可能扩大范围至提高航母投送力的F-21和F/A-18战机、宙斯盾系统的M45型127毫米口径舰炮、为2023年入列的印度航母“维拉特”号配置电磁弹射器系统等。美印即将签署《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一旦签署，印度与美国即可交换地理空间地图资料，有助于提高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武器的精准度。
4.3加强对印太战略薄弱区域的资源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