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晨 万广华 吴万宗: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2020年09月30日  |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01期  |  阅读量:8449

2.贫困线和贫困度量指标的选择

在获得个体收入观察值后,需要确定贫困线或贫困标准,并选择贫困度量指标。与大部分度量贫困的文献相一致,本文采用简单的贫困发生率,即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中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文献里提到的其他贫困度量指标可能具有更好的理论性质,但不便于被决策阶层和媒体界所理解,故没有在本文中使用。

中国的绝对贫困线经历过几次调整,本文采用最新的、仍然在使用的、每年人均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绝对贫困标准。为便于与国际发展议程(如SDGs)相关联,或与其他国家的减贫成果做比较,本文还将使用世界银行的极度和中度贫困线。1990年世界银行选取当时一组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依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将它们换算成美元,通过计算将贫困线设定为每天人均1.08美元,这就是所谓的1美元贫困标准。2005年世界银行进行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国际可比性价格数据(ICP)收集,并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和当时15个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将贫困标准调整为每天人均1.25美元。最近的调整发生于2015年12月,基于2011年的ICP数据将极度贫困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天1.9美元,与之对应的中度贫困标准为3.2美元。这些以美元衡量的贫困线可以用中国的2011年购买力平价指数将其转换为以人民币计算的绝对贫困线,并使用CPI对其进行平减。由于中国城乡物价水平差异较大,本文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城乡不同的购买力平价指数进行转换,分别获得城镇和农村的绝对贫困线。

在度量相对贫困时,本文分别采用收入分布中位数的40%、50%和60%作为贫困线。根据Gottlieb and Fruman(2011)的研究成果,同时参照欧盟的实际做法,本文将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基准相对贫困线。另外,考虑到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本文没有探讨分别使用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相对贫困线的研究结果。由于相对贫困线是当年收入中位数的一个比例,因此不需要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

3.减贫成就评估

在评估减贫成就时,本文使用年均贫困发生率的百分点变动以及年均贫困人口变化率这两个指标。前者为贫困发生率的总体变化除以相关时期内的总年数,反映了减贫的速度。如果两个地区在同一个时段内的贫困发生率变化的幅度相同,则减贫速度相同。如果地区A的年均贫困发生率百分点下降大于地区B,那么地区A的减贫速度大于地区B。

年均贫困人口变化率定义为100×(期末贫困人口-期初贫困人口)/期初贫困人口/跨越的年份。假设时间跨度为5年,两个地区的总人口皆为1000万人,而且都将贫困人口减少了150万人,这时二者的减贫速度相同,皆为-15%/5=-3%。但如果地区A的贫困人口由3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年均贫困人口变化率为100×(150-300)/300/5=-10%,而地区B的贫困人口由1000万人下降到850万人,同样减少了150万人,但年均贫困人口变化率为100×(850-1000)/1000/5=-3%,表明地区A的减贫成就更加突出。

三、中国的绝对贫困:回顾评估中国的减贫成就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贫困集中在农村,所以中国的减贫工作起步于农村,其重点也一直在农村,主要通过扶贫开发、改善农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推进。从政策的视角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扶贫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区域开发(1978—1985年)、扶贫攻坚(1986—2000年)、整村推进(2001—2012年)和精准扶贫(2013—2020年)。1986—2010年的扶贫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吃、穿、住”等最基本生存需求。2010—2020年,减贫目标拓展为“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即“两不愁、三保障”。

图1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以人民币计价的三条全国绝对贫困线,可以发现,世界银行每人每天3.2美元的绝对贫困线是最高的,而每人每天1.9美元的绝对贫困线是最低的,中国官方的每人年均2300元的贫困标准始终处于中间。当然,这些贫困线的变化完全由CPI决定,其高低与贫困发生率成正比。

1.中国整体绝对贫困变化趋势

2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贫困发生率,图2(a)、2(b)和2(c)分别对应于世界银行1.9美元、国家贫困线2300元和世界银行3.2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全国、中国农村和中国城镇的贫困发生率。

单独地看每个图上不同的曲线,有三个主要的发现:①不同贫困标准下,农村、城镇和全国的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虽然不同的贫困线所度量的贫困发生率水平差异颇大,尤其是在早期,但对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即减贫速度)影响相对较小。②城镇的贫困发生率水平总是低于农村,尤其是在早中期,反映了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后果。城镇不但贫困状况较轻,而且远远早于农村消除了绝对贫困。③近期所有的曲线都变得比较扁平,意味着减贫速度的下降,这反映了“低垂的果子容易摘”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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