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诊特朗普时代：种族民族主义还能走多远？

无论特朗普是否读过亨廷顿的作品，他竞选时的口号和任期内的政策已经证明与亨廷顿的观点出现了高度重合。这其中包括：强势民族主义、斥责美国精英反美主义、美国利益优先、反全球化、贸易保护、移民限制、警惕拉美裔非美国化、反穆斯林、白人本土主义、 树立中国为假想敌、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反文化多元主义、质疑政治正确、对外收缩战线、主张文明冲突等。相似的对策源于相似的理念，即白人种族主义、美国至上主义和文化一元主义。在本文中，我将这个理念的集合称作种族民族主义。哈贝马斯曾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国家概念本身“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对应美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紧张表现为两种民族主义的冲突：一种是建立在对美国信条和美国制度认同之上的公民民族主义；一种是建立在种族和文化认同之上的种族民族主义。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新左派文化战争的洗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特朗普任总统之前，无论美国政商学精英对美国何以立国有怎样的分歧，掌握话语权的自由派，这些人多是大学教授、媒体精英、影视界“白左”与民主党合力将美国塑造成一个以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私有财产制立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国家。这意味着，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哪个种族、信奉哪种宗教，只要你认同美国信条，你就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在公民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开放移民政策、主张个性解放、启动“平权法案”、在全球宣传自由普世主义、在国内倡导“政治正确”, 将美国塑造成世人眼中自由、包容、多元的国度，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然而，在这些美好行动的背后，公民民族主义由于隐蔽的精英偏好，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最终，在特朗普时代，种族民族主义实现了对公民民族主义的逆转。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曾引用过日本哲学家梅原猛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塌的多米诺骨牌”。 解释这块多米诺骨牌倒塌的缘由，我们可以明白特朗普时代从哪里来，也可以预知它到哪里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自由派对里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接纳和融合，美国自由主义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从新政自由主义向多元自由主义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实质是自由派和民主党等美国主流左派放弃了从罗斯福开始的阶级政治，转而拥抱身份政治，民主党从经济左翼转变为文化左翼，从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中上层和少数族裔利益的政党。民主党转型原因复杂，其中有20世纪60年代倡导黑人“民权运动”丢失南方白人选票的无奈选民重组，有西方左翼走向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政治和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放弃，也有政党政治从代表型利益政治异化为选举型表演政治的精英主义蜕变。无论如何，民主党的转型，为共和党借身份政治整合选民联盟创造了条件。从尼克松竞选启动“南方战略”开始，共和党试图摆脱过往代表上层权贵利益的形象，通过社会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将自己塑造成代表本土中产阶级白人利益的政党，利用移民、种族、宗教、同性恋、反对性解放、捍卫家庭价值等文化和社会议题分裂了新政选民，摧毁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党新政联盟。共和党的转型，使美国政党政治彻底完成了从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变，加剧了选举政治的表演化。

表面上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代表少数族裔和白人中下层的利益，事实上，两党分享着里根新自由主义的共识，这一共识使两党建制派都成为中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党携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使权利平等化与经济不平等化同时发展。国际化、世界性的超级富人阶层左右了政党政治的运作，政客们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演员。幕后资本精英“鼓励左右两翼的政客专门解决文化问题。其目的是把无产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使底层那75%的美国人和底层那95%的世界人口纠缠于种族和宗教冲突中，使他们为性道德而争论不休。”在两党身份政治的操作下，美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内容发生了颠覆性转变。“被长期视作公共生活的基本要素，诸如税收、服兵役、福利保障和经济调控，开始从政府职能范围转移到以市场导向的私人领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私人领域所关注的内容，如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性行为，进入了公共生活的主流。政客们开始标榜他们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一系列与身份相关的议题反复成为政党辩论的焦点，一头雾水的中下层选民纳闷为什么国家的政治讨论与他们关心的东西离得如此遥远？两党为何不着手解决问题，却执着于重启争端？

齐格蒙特·鲍曼非常敏锐地指出：身份政治将“承认问题从再分配问题中解放出来。在通往承认的文化主义人权观的道路上，过一种富足生活和体面生活的人权的未竟任务竟被置之脑后了”。在两党基本放弃对资本的监管和财富再分配政策的情况下，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275%，而紧随在后的19%家庭财富增长仅有65%，最低的20%人口财富仅增长18%。在这一过程中，受害最大的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白人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到茶党运动兴起的2009年，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实际收入相对1970年代下降了28%。到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

与经济不平等携手而来的是自由民主的代表性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一路飙升，两党对中下层诉求普遍缺乏回应性。2012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考察了美国30年间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在收入分布中处于第90个百分值的富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最大，利益集团也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美国政治长期脱离最大多数选民诉求的表里不一终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引起公愤。从那时起，原本应充当政治温和派的中产阶级一步步民粹化。2008年美国大选，高喊“变革”口号、以中下层代言人自居的奥巴马以 365 张总统选举人票大胜麦凯恩，众多选民对他寄予厚望。然而，缺乏根基的奥巴马根本无力改变建制派与资本精英利益互动的困局，在奥巴马任期内，严重的党争导致立法机构几近瘫痪，他不仅无法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反而屈从金融资本的意愿拯救华尔街。结果，两极分化在其任期内进一步发展。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长期受害的中下层选民已经对建制派失望至极，美国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反建制竞选。

沃勒斯坦曾将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称作以反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反体系运动”，二者携手而行的最大功绩是使财富再分配成为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音。财富再分配将资产阶级的部分财富转移支付给无产阶级，欧美迎来了战后中产阶级崛起的“黄金二十年”。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多元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从左右两方面终结了管制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多元化、自由化一方面消解了民族国家的经济边界，一方面也终结了民族国家管制资本的职能，人类世界重新进入放任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迅速衰减，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向19世纪的两极化回归。然而，在西方政商学界精英对全球化欢呼，宣布民族国家成为过去式时，他们忘记了代议制民主与资本扩张逻辑潜在的紧张关系。在报纸、电视作为主流媒体的时代，建制派可以通过操控议题控制选举。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逐渐突破主流媒体的限制成为政治精英新的竞选工具，在这种条件下，反建制力量就可以突破建制派对选举政治的议题操控与选民形成直接互动，沉默的大多数在这种转型中找到了体制外的利益代言人，迅速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2016年美国大选，桑德斯和特朗普分别从左右两边发出了反建制、反全球化的声音，他们的异军凸起意味着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两种资本主义“反体系”力量的回归，也意味着人类进入到新的反资本主义时代。

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敌人，只是这两者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具有不同的性质。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揭示出资本的两大特性：一是它的扩张性，一是它的剥削性。扩张性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全球，使资本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特征。民族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但不必然反对它的剥削性。社会主义则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但不必然反对它的普世性。当前蔓延发达国家的、被建制派称为“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运动实质是一场反资本主义运动。对应资本的两种特性，反全球化运动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视角，一种是阶级政治视角。前者的支持者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保守派，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这一路径不过问资本的剥削性和由此导致的劳资矛盾，只是将劳资矛盾转化成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种族矛盾。他们所进行的财富再分配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是无产阶级内部的财富再分配。这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必然要诉诸一个强大的“他者”，对外将某个国家、对内将某些族群作为资产阶级的替罪羊，亨廷顿和特朗普共享的内政外交思想就代表着这条路径。后一路径是社会主义者的反全球化路径。社会主义者都意识到劳资矛盾是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但具体到社会主义内部也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就是这一派别的代表。在19世纪末第一波全球化进行时，民主社会主义就试图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劳资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然而，这一派别由于排除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性，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另一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这一派别将社会主义看作对资本主义普世性的批判性继承，主张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不幸地是，马克思主义在冷战过程中被文化左翼和反共右翼联合解构，它在发达国家的复兴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