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深知，在一个客观上存在着利益分歧和阶级差异的社会中去探讨自由主义两个版本的优劣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会在持续的争论中进一步撕裂社会。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政治的强化能够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制造无产阶级的联合一样，亨廷顿认为民族主义的强化也能够冲破阶级之间的壁垒制造超阶级的联盟，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美国的既定秩序。因此，与哈耶克等自由保守派不同，亨廷顿从来不是最小国家信条的鼓吹者，与国家权力大小相比，他更关心国家权力行使的目标，他认为国家权力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管制资本主义、回应多元社会各种应接不暇的民主诉求上，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止境，当民主国家以回应性作为自己的宗旨性目标时，反而会因为民主超载导致国家权威的耗散，最终引发美国民主制度的危机。在亨廷顿看来，民主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不是对美国保守自由主义传统的背叛，而是它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问题指向，从个体自立诉求转向了个体解放诉求，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将自由作为一种对内的批判性力量，进而会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亲近感，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由派普遍左转，并导致美国内乱不止，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亨廷顿认为，美国国家权力应该以对内巩固美国的制度优势和新教伦理，对外维护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及时找到威胁美国制度存续的内外敌人，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凝聚共识。主张最小国家的市场至上主义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和各种集权主义势不两立，但最小国家无疑无法承担捍卫自由制度的使命，也无法形成塑造超阶级联盟的有效话语。因此，亨廷顿认为，维护美国的自由制度需要超越保守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至上的共同弱点，转向民族主义这一弥合价值分歧的利器。
从自由主义始到民族主义终，情境保守主义赋予亨廷顿的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狂热，而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宜。现实主义者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他的理想已投射到现实之中，与现实合二为一。在亨廷顿那里，美国式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之间不仅没有横着一道由制度设置的鸿沟，相反，却架着一座有着坚实基础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三流思想家的陈腐教条，而是一流制度的成功业绩。自豪于美利坚已达理想之巅的现实功业，亨廷顿纵以理论创新为使命，但他的使命不是做一名勇往直前的制度开拓者，而是做一名兢兢业业的制度守成者。守成者与开拓者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价值理性的态度。开拓者需要高举价值理性的旗帜破旧立新，观念性意识形态是一种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必需品。守成者需要把价值理性的破坏力降到最低，所以会转而求助于一种工具性意识形态，工具性意识形态不是没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是排他性和功利性的，它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把观念性意识形态诠释成一种从属于工具性意识形态的制度模式，而不是某种与现实始终保持疏离感和破坏力的远大理想。熟知政治本性的亨廷顿深谙守成之道，他尽管信仰自由主义，并把它上升到美国信条的高度，但他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始终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他那里不是美国信条而是美国制度，要维护自由主义，反而不能成为自由主义者。与哈耶克嫌弃保守主义没有方向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相反，亨廷顿恰恰因为保守主义没有方向只有权宜而选择做一名情境保守主义者。情境保守主义者若想做制度的堡垒，就必须拒绝做观念的囚徒，美国要想在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从观念意识形态的绝对理念中走出来，不仅要保持对民主自由主义的警惕，同样需要保持对保守自由主义的警惕，二者任何一方过度张扬，都会把现实带入理想之殇。然而，仅靠情境保守主义就足以完成守成重任吗？亨廷顿的答案也是否定的。情境保守主义由于缺乏价值观，难以形成感召力，它需要与一种工具性意识形态相结合去满足民众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将民众的激情从普世的理想主义中拯救出来投入到排他的现实主义战斗之中，民族主义无疑堪当重任。
二、强势民族主义：亨廷顿文本背后的国家利益
1999年，亨廷顿发表了《强势民族主义》一文，进一步明确表示了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捍卫美国既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观点。这提醒我们，无论亨廷顿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少原创性的理论和范式，他的这些理论和范式都主要服务于美国的既定制度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由于将服务美国既定制度和既定秩序作为研究动机，美国既定制度和秩序的缺陷就必然既是规范亨廷顿学术视野的边界，又是屏蔽其问题意识的盲点。这意味着，通过批判分析亨廷顿的文本，我们至少可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揭示他理论背后潜藏的、不同历史情境下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理解他前后不一的观点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第二，批判他文化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这一路径与特朗普主义的重合之处，以此探讨特朗普时代的实质与危机。
由于将政治学特性定位于国家性，亨廷顿一生关注的问题都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大问题。然而，作为“近五十五年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 ，亨廷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有发现大问题的眼光，还有建构大理论将利益诉求隐藏于宏大叙事的能力。以往学术界对亨廷顿代表作的研究倾向于对他内容的转述或理论的凝练，很少有人关注动机的阐释。实际上，文本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重申作者公之于众的观点，而是揭示出其不便道出的隐白，那些隐白才是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提醒人们注意语言边界之外的语言，本文想提醒读者注意亨廷顿文本之外的文本。
亨廷顿一生独著、合著、编著过17本书，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六本，分别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民主的危机》（1973）、《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1981）、《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在这些横跨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多个领域的鸿篇巨著中，亨廷顿凭借其深入细微的现实感受力、高屋建瓴的历史洞察力，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力，为学术界贡献了三个应用广泛、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冷战高峰期的政治秩序论、冷战中后期的民主巩固论和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论。他的每个范式都展现出内政外交双重维度，体现出从整体着眼的大战略家眼光。统观这三个范式，其中恒定不变的主题并不是人们普遍强调的政治秩序优先的权威主义，而是国家利益优先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权威主义于亨廷顿都是可以随着情境转换收放自如的工具论意义上的术，民族主义才是与维护国家利益方向一致的目的论意义上的道。
理解亨廷顿的作品，除了国家利益这个主线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词不容忽视，那就是国家特性。在亨廷顿那里，确认国家特性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国家利益源自国家特性。我们要想知道我们的利益在哪里我们必须先要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自二战后就肩负着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使命的超级大国而言，不仅是个身份定位问题，还是个性质定位问题。国家特性包括国家身份和国家性质两个要素。国家身份是我来自哪里的问题，国家性质是我主张什么，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亨廷顿始终在国家特性的基础上谈国家利益，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特性出现混乱或者遭受质疑，那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无从保证。国家特性在亨廷顿那里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对内的，美国要知道自己是谁，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持久的共同体；一层是对外的，美国要让别国认为自己是谁，以何种理念、何种形象、何种战略面对冲突不断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保持永久的世界霸权地位。一旦亨廷顿发现美国国家特性遭遇了认同危机，他就会挺身而出、著书立说，从理论上为美国指点迷津。
在20世纪六、七十年的冷战高峰期，亨廷顿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政治秩序优先论，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当时很多美国学者批评他，说他将苏联政体与美国政体相提并论，否定民主的价值，堕落成了威权主义者。但事实上，亨廷顿在此书中解决了美国当时面临的一个道德困境。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冷战的产物，这一理论预设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张会带来民主化，而民主化能阻止发展中国家向共产主义模式靠近，最终帮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战胜共产主义。但实践中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并没有形成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它产生的民主是一种平民性质的强调“实质性正义”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诉求与美国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有很大偏差，反而在世界各地催生了很多激进左翼运动和民选左翼政府。左翼政府在国内实行反资本主义、反美的国有化政策，引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但多数民众支持左翼政府，既得利益集团无法通过选举上台改变政策，唯一的选择就是颠覆民主，实行专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支持民主就得接受左翼政府，左翼政府都是反美的；支持独裁，对美国更有益，独裁政府不仅铁杆反共，对美国也比较友善，但会背上反民主的坏名声。在民主和反共之间，美国最终站在了反共的独裁者一边。在那段时间，以反共为名，美国参与了一系列推翻民选政府的活动。其中较著名的包括1953年推翻伊朗民选总统莫萨德、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阿本兹政府、1964年颠覆巴西古拉特政府和1973年颠覆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除此之外，美国还在亚非拉各国参与扶持独裁政府、遏制民主运动的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亨廷顿后来所总结的第二波民主回潮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国所赐。在当时，亚非拉各国的独裁政府，例如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政府、海地的杜瓦利埃政府、巴西的布兰科政府、阿根廷的昂格尼亚政府、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等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得到过美国的支持。乔治·凯南为此辩护说：“那里的民主政府太软弱以至于不能抵御共产主义攻击，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压制是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