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不在场，我们今天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基本都具有种族民族主义的特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更是使种族民族主义在当今最具实力的国家——美国——获得了主导地位，并使世界政治迅速呈现出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表征。然而，种族民族主义看似强劲，实则规避了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聚集。这意味着，种族民族主义不仅不能解决阶级冲突，反而在阶级冲突之外又附加了文明冲突，它的实质仍然是对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解构，代表着身份政治的延续。只不过，在种族民族主义的主导下，过去一直被建制派忽视的全球化的最大受损者——白人中下阶层——在美国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这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前景与种族民族主义的前景息息相关；这个阶层的主体意识，也影响着美国和世界政治的未来。

美国白人中下层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阶层身份意识的爆发瓦解了民主党的新政联盟，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国，同时也宣告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众所周知，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正是用“承认政治”解构了“阶级政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都将人假定为经济人，执着于满足人的物质诉求，但人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动物，他需要承认来满足自己的尊严感，只有自由民主政体彻底满足了人对承认的需求，为承认诉求的普世化开辟了永恒的制度空间。然而，美国白人中下阶层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无论在什么制度条件下，只要有身份政治存在，承认政治就不可能获得普世主义的发展，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存在正是以承认普遍化的缺失为前提的。身份政治发展的结果要么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崩溃，要么是自由民主制度存在下共同体的崩溃。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源于福山对历史的深刻误解。他认为冷战交锋中自由民主的胜利是承认政治战胜阶级政治的结果。但事实正好相反，20世纪中后期自由民主的胜利是暂时性的，并且恰恰是阶级政治战胜身份政治的结果。自由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用普遍的平等权利宣布了身份政治的终结，当人与人之间身份变的平等，他们之间的冲突才转换为单纯的以财产占有权为基础的利益冲突。20世纪的政治是利益政治。正因为利益政治的可调和性，资本主义国家才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阶级斗争中崩溃。然而，资本主义的拥趸们无视这一点，他们只看到无产阶级联合对他们财产权的威胁，他们用身份政治去置换阶级政治，以达到拆解无产阶级联盟的效果。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战后20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正是有赖于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一旦劳工联盟被破解，资本主义世界就会迅速向19世纪回归。

今天的美国，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放任资本主义制造的普遍不平等动摇了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像德里达评论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一样，今天资本主义所受的也是一种“内伤” ，因为它无法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一个合理的对立面。然而，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特朗普，他们为资本主义病症开出的药方却是回避自身问题。在亨廷顿看来，造成美国社会断裂的罪魁祸首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经济全球化和服务于经济全球化的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二者携手制造了超国家主义者。他将超国家主义者分为经济上的超国家主义和道德上的超国家主义。经济上的超国家主义者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他们是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精英人士非国籍化的产物，主要是在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道德上的超国家主义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普世价值，谴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是邪恶势力，认为国际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在道德上优越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爱人类之心应高于爱国之心。这些超国家主义者掌握着经济、政治、文化资源，鼓励资本、劳动力跨国流动，鼓励超国家和次国家身份，并“放弃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承担的义务，吹嘘他们对全人类的认同” 。可悲地是，尽管对超国家主义者深恶痛绝，但亨廷顿其实对逆转经济超国家主义和道德超国家主义都没有信心，前者代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集团利益，是资本扩张特性的本质表现；后者事实上是他试图捍卫的美国信条的逻辑延伸，一个自由的美国必然是一个普世的美国。于是，一个拒绝触动既得利益、既定制度的情境保守主义者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内部矛盾对外转移为民族矛盾和族群矛盾。与亨廷顿心灵相通的特朗普完全继承了亨廷顿的遗志。他用身份政治去医治身份政治的弊病，用“文明的冲突”取代“阶级的冲突”，他高举白人种族主义的大旗去平复白人中下阶层的不满，试图将资本主义竞争必然制造的输家从白人世界引致他方。

可以预见的是，“种族民族主义”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越来越多的政治研究者意识到，“种族民族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反而会彻底破坏冷战时期美国亲手缔造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耗尽美国的“软实力”。“文明的冲突”也不会只是祸水旁引，“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在这些研究者中,福山对自己“历史终结论”的反思最发人深省,他将曾经被自己抛弃的“阶级政治”重新纳入到“承认政治”中。他评论说：“对丧失尊严或被忽视的愤恨往往植根于经济问题，但有关身份的争斗往往会背离那些真正有帮助的政策。身份政治使建立为再分配斗争必须的广泛联盟变得更加困难：那些同时属于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的工人阶级成员（如美国白人）倾向于反对与身份低于他们的人联合，反之亦然。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然而，福山们的呼吁能否逆转“种族民族主义”的方向，这取决于左翼政党能否深刻反省自身的体制化、精英化问题，实现从“文化左翼”向“经济左翼”的回归。如果可能，人们会在“种族民族主义”引发了各种危机和冲突后，见证“阶级政治”重新回到美国和世界政治的中心。

（张飞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