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当然对美国政府反共优先于民主的政策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国内外左翼学者的批评，并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激进政治运动中形成影响。对国家认同问题极为敏感的亨廷顿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强盛的时代，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美国国家特性都遭遇到了重大挑战，人们意识到美国理念和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面对这种认知失调，亨廷顿认为：“美国人不得不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自由主义理想与政治现实间之鸿沟，以此实现权力的合法化，让人民接受统治”。基于美国信条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质疑自然不能靠重申美国信条去加以平息，亨廷顿选择不从正面回应质疑，反而对美国信条提出了批评。亨廷顿指责美国人历来对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认识不够，他们无法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级阶段需要的恰恰是权威。他论述说：“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以至于将政府本身和对政府的限制混为一谈”。因此，尽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建立能站得住脚的政权是美国的主要权益所在。但是美国政府在其所采取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所有行动中，却几乎没有一项是直接涉及旨在促进其政治稳定和缩小其政治差距的。”鉴于美国人对政治秩序的忽视，亨廷顿提出政治秩序优先论，他重申美国国父麦迪逊的箴言：“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政治秩序优先论的基础上，亨廷顿认为，在政治制度化缓慢的国家，保持政治秩序的前提就是不要让社会动员走在政治制度化之前。
在学术界普遍以民主优先论去建构政体类型学的情况下，亨廷顿独辟蹊径，建构了具有原创性的、秩序优先论的政体类型学。他以政治制度化程度与政治参与程度的比率为基准，将政体分为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体叫普力夺政体；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比率与此相反的政体叫公民政体。公民政体的稳定性优于普力夺政体，当社会呈现出全民政治化的普力夺状态，就需要权威出场去提高制度化与参与程度的比率，如果人们不能建立民主的权威那就建立独裁的权威，因为独裁的权威也好过无权威。亨廷顿政治秩序优先论的提出不仅为20世纪60年代威权政治的复兴提供了正当性，也为美国支持独裁政府提供了正当性。他将独裁军政府看作从普力夺政体到公民政体的建设者，他们不仅不是罪人，还是救国家于危难中的护卫者。“军人领袖在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一个集团，军政府能够保持政权，同时使之制度化”。既然军人干政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普力夺社会是有益的，那美国援助军政府在客观上也是为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们看到，亨廷顿并不是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美国政治》时才开始关注国家认同问题，他始终将国家认同看作国家利益的根基，他表面上是在谈政治秩序，事实上是在维护美国行为的正当性，美国行为的正当性不是靠外在价值来检验，而是由内部需求来检验。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应对的是这样一种情境，民主化带来了反美主义和亲共的领导人，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并没有意识到现代化不一定带来美国化的问题，陷在既定的民主范式里出不来。亨廷顿具有战略政治家的敏锐，他能迅速意识到:第一，如果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会为共产党上台提供可趁之机，因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式的运动恰恰有本事来弥补社会动荡的短处”。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维持统治，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能提供有效的权威”，“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所以，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选择，相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威权主义无疑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尽管从反共大局出发美国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亲美的独裁政府，但美国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却不容许它在道义上有过多的失分。若想美国支持独裁和颠覆民选政府的行为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他们还需要更为精致、更有辩解力的理论，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适时地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在1975年提供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亨廷顿再次重申了他的政治秩序优先论，只不过，这一次亨廷顿应对的是美国国内自由民主的危机。他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势力的扩张打破了自由民主之间的平衡，平等主义和大众参与的压力使人们对民主政府的诉求增长，而于此同时，民主对权威的否定却降低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这种民主与权威之间的矛盾使“人们对政府要求的超负载超过了它的反应能力”。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它不能作为目的威胁到既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并发展我们这些地区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政治系统的生命力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条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首先，苏联因为入侵阿富汗、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停滞陷入内忧外患，国力衰退，在冷战中转攻为守；其次，曾受美国支持的各独裁政府镇压异己的暴政在国内遇到了越来强烈的反抗，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再次，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劳资力量对面，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面临的再分配压力减小，精英阶层对民主化的惧怕减少；最后，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理论工作已经完成，自由民主观成为民主排他性概念，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共生性前所未有的增强。以上四个因素使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减小。亨廷顿意识到，如果美国改变外交政策，顺应并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潮流，一则可以消除自己曾作为独裁政府支持者的不良影响；二则可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通过在强硬派和转型派之间斡旋，最大程度保证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领导人在民主化后当选。就在这个时期，亨廷顿曾短暂涉足政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长程整合与战略委员会任职，他参与了卡特政府人权外交计划。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被后继的里根政府延续并发展。里根启动民主促进计划，建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反共组织和异见人士，并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大选。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亨廷顿逐渐弱化政治秩序优先论，开始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和诠释者。
1981年，亨廷顿以美国信条信仰者的姿态出版了专著《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他一改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民主的危机》中对美国信条不重视政治权威的批评态度，把美国信条上升到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进步理论、多元理论、共识理论的理解美国政治的新范式。他指出，美国人不同于欧洲人，美国人之间没有意识形态分歧，他们共同信仰包含了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法治、有限政府等原则的美国信条。美国人对美国信条的信仰如此真诚，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遭遇严重认知失调的时刻，他们也没有选择放弃信条这一解决方案，“如果美国人真能轻松地通过改变或放弃自己的价值来解决问题，那他们就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做不到。美国人的政治理想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既要放弃政治价值，又不改变作为美国人的根本意义，不变成非美国人，这是他们无法办到的”。正因为对信条的信仰，美国人对美国现实与美国理念之间的裂痕格外敏感，美国国内爆发的冲突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美国完美的理念与不完美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每到信条激情时刻，道德主义者就会用理念去问责现实，揭露美国的种种“罪行”，在他们的描述中，美国就是一个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但从未想过兑现的谎言。亨廷顿承认道德主义者的批评有现实依据，但他不同意把美国理念与制度之间存在的鸿沟看作一个谎言。在他看来，“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亨廷顿强调，美国看起来虚伪、邪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坏，而是因为美国人对他们的理念更当真，更经常性地主动把虚伪暴露于世人瞩目之下。他承接“美国例外论”的传统，不做任何证明就直接断言：“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于不同目标的权衡取舍更为敏感，也更不愿意牺牲自由民主价值”；报纸上充斥着对腐败官员和糟糕政绩的相关报道，“并不意味着此类行为在美国比在别国更普遍，而是说明美国社会比别国更不能容忍此类行为”。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采取间接的方式为美国外交行为辩护不同，《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直面美国制度与理念的鸿沟，却达到了为这一鸿沟正名的目的。这种通过理论建构重塑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是非常高明的，经亨廷顿论证之后，美国制度与理念之间鸿沟不再是现实与理想背离的虚伪，反而成了在现实世界里保持了一点理想主义的可贵。
历史发展到1989年，“民主化洪流几乎淹没了共产主义世界”，苏联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衰落使美国对外输出民主变得更加安全，亨廷顿不再满足做美国理想的诠释者，转而开始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他于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书中，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盛赞民主，却又非常巧妙地规范了民主的程序主义定义，将民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分离。他认为，民主的功能主要是为政体提供程序合法性，“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绩效之上，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不需要绩效，民主本身就具有程序合法性” 。为了规避自由民主推广中出现的民主有效性缺失的困境，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主巩固论”。他特别强调，民主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分离是民主巩固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它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更换，民主的实质是更换统治者，当公众意识到民主只是为专制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如果人们不满足于此，就会很快换上民主失望症，民主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主张对外推广民主，并不是关心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治理绩效，而是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全球民主化对美国是有益的，“世界民主的前景对于美国人民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其他国家也许可以根本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继续作为国家而存在下去。但是美国不可能做出这种选择。因此，美国人民对于发展一种适宜民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环境，怀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