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吴思科: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理念主张与实践探索
2020年07月24日  |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04  |  阅读量:8401

(三)捍卫多边主义

中东地区冲突牵动大国地缘政治的神经。有些国家在中东安全博弈中奉行单边主义,不仅未实现自身安全,反而加剧地区动荡。如特朗普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关切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在事先不与巴勒斯坦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这种“毁约”、“退群”和“强加于人”的单边主义做法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而且造成中东地区国家集体焦虑。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中东安全问题,阿盟、非盟、海合会等地区组织也应发挥积极作用。[8]中国强调,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国家不应将陷入冲突的动荡国家视为“被治理”对象,而应和东道国一道在多边框架内共同商讨安全问题。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中东很多事情盘根错节,大家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9]这是中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坚持多边主义理念的重要体现。构建中东安全,要以多边主义为平台。唯有坚持多边主义,坚定地反对单边行径,充分凝聚共识,照顾彼此关切,倡导包容和解,方能纠偏止错、化危为机、行稳致远。[10]

在多边主义理念指引下,中国积极倡议并参与金砖国家轮流举办的五国中东问题特使会议,开展集体对话和磋商,商讨中东问题解决方案。[11]中国参加伊朗核问题维也纳会谈、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等,都是多边主义理念的体现。中国认为,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以联合国为主的多边谈判框架。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也强调中东热点问题的多边主义解决思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一直积极支持和推动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12]

(四)倡导综合治理

中国认为,中东地区冲突具有复杂的内外部、主客观根源,包括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的渗透等,故需要综合施策。21世纪以来,美国主导更迭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三国政权,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民主”输出方式推动和平与发展,最终往往导致外部嫁接的政治制度“水土不服”。中国坚持自下而上的综合治理,政治和解、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基础教育等多管齐下,维护相关方国内和地区稳定。

中国不赞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治理理念,而认为中东地区安全问题(如巴以问题)的解决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国家、地区组织、社会团体和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通过军事信任、政治对话、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去极端化等“组合拳”实现安全。2016年中国领导人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说时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只有让青年人在发展中获得生活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希望才能跑赢失望,才会自觉拒绝暴力,远离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13]这表明,中东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国际维和、政治、经济、教育、人道主义援助和去极端化等综合手段。在中东冲突解决过程中,中国政府认为应当标本兼治,从民族和解、防扩散、应对跨境难民、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加强公共卫生治理等综合途径出发解决问题。

理念不同,大国行为也不一样。在反恐问题上,2019年美国宣布击毙“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及多名骨干,声称中东反恐取得了重大胜利。[14]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伊斯兰国”在动荡地区又开始蠢蠢欲动。中国主张在反恐问题上综合施策,包括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协调下联合打击恐怖主义,通过国际发展援助为中东青年人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加强网络安全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因地制宜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如果反恐一味强调“以暴制暴”而不去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土壤,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必将卷土重来。

(五)主张求同存异

中国在中东冲突解决过程中坚持求同存异原则。“求同”,即扩大“同”的内容,密切矛盾双方的联系;“存异”,即减少或遏制“异”的扩张,削弱分离的力量。“求同”与“存异”是统一的整体,“同”的增强能够减弱“异”的张力,“异”的减小能够增强“同”的引力,故“求同”与“存异”共同形成矛盾化解的有效结构。[15]

首先,中国政府认为,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尽管各国立场和理念不同,但存在共同安全利益,应“求大同”。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各方要始终心系合作,多做共赢的加法和乘法,把一股股发展努力汇聚起来,优势互补,共享繁荣。”[16]反恐是有关各方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尽管冲突各方立场严重对立,但是停火、止战、反恐是大家共同需要的,只有坚持对等谈判、求同存异,才能扩大合作的基础、凝聚共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东部分国家超越政治分歧、共享抗疫经验,这有助于下一步合作的推展。

其次,中国主张中东冲突方应弥合分歧,“存小异”。尽管各方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轻易做出让步,但可以“先易后难”,先从各方分歧较小、容易在短时间内产生积极成效的问题寻找突破口,如停止暴力冲突、脱离接触、交换战俘、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举行政治会谈、加强人道主义救援等。中国坚持求同存异,为推动美伊两国减少分歧并达成伊朗核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中国努力促成也门胡塞武装与联合国也门特使之间的会谈,为胡塞武装从荷台达撤军、确保联合国救援物资安全抵达也门作出了独特贡献[17],促成了也门危机的降温,使各方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达成了共识。

最后,中国主张安理会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应寻求合作的公约数。由于中东热点问题涉及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安理会常常陷入分裂,形成美英法和“俄罗斯+”两大阵营。中国在中东冲突解决问题上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其政策立场既不同于西方大国,也与俄罗斯不完全一致。中国主张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管控分歧,预防危机的进一步升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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